章明，这一个响亮的名字
崔卫平 08/04/2022
章明，这一个响亮的名字
章明在影片中却将自己深深藏了起来，观众不会轻易找出影片人物与章明本人之间的关系。
总有朋友问我，什么地方能够看到那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或者剧情片，比如我在文章中曾经提到的那些。在这里我郑重推荐一个去处，那就是位于798之内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与其他类似展示平台不同的是，它志在成为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平行的中国独立影像库，除了展映之外，还致力于相关影片的收藏和研究。2009年3月29日——4月19日，该档案馆举办了开馆展。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章明先生的两部作品——剧情片《新娘》、纪录片《60》（读作“六十”），分别在开幕式上以及闭幕式的前一天展映，体现了这位导演近期不同寻常的创作活力。
对于独立电影的爱好者来说，章明是一个响亮的名字，1995年他的第一部影片《巫山云雨》（未公开发行），为最早触及三峡工程淹没库区的影像。片中雾蒙蒙的水面和灰蒙蒙的天空背后，总是闪烁着一种奇怪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光亮。这部影片为章明带来了一大堆来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一般他被归入第六代导演之列。但是他与典型的第六代导演不一样在于，许多第六代导演影片中的主人公过于接近他们自己，作者的视角与人物的视角几乎是重合的，而章明在影片中却将自己深深藏了起来，观众不会轻易找出影片人物与章明本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否与他学油画的出身有关？拥有那样一种淡淡的古典主义加现代主义？对于这位很少在媒体露面、以偏锋见长的独行侠，人们有理由对他报以持续的期待。
果然，伊比利亚他的两次放映，前来观看来的人众多，借用目前网络上流行语来说，叫做“深度围观”。尤其是纪录片《60》，它长达三个小时、类似“口述史”只有被拍摄对象一个人在那里讲述，没有其他任何图片或影像资料的穿插，却能够吸引人们从头看到尾，场内时不时发出窃笑、大笑、间断的掌声乃至大声鼓掌（多次），气氛热烈。与王兵那部《和凤鸣》略微不同的是，这回口述的主角主要是站着说，随着他脚步的移动、手势摆动以及身体的晃动，镜头也跟着移动，因而造成了镜头内与它的边框之间随之呼吸、随之起舞的奇妙效果。掌机者也是章明本人，他后来说端着机器一连六个小时拍摄，手腕有被折断的感觉。
许多独立纪录片的所拍摄的都是小人物、边缘人物，除了这些人被公开媒体遮蔽之外，还有一个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这些无权无势的人，是比较容易拍到的对象，而相反拍摄一个大人物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部《60》不然。它所拍摄的是一位大人物（起码从我的标准看），因而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全名，而称他为“老康”。几年前我见过老康，这些年也经常从朋友处得知老康的各种消息，凤凰卫视上不断有他侃侃而谈的风采，口才极好，目光如炬，尤其善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此前我都是听他讲普通话，而片中他却说一口四川方言，听上去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却增添了他的魅力。此前我对留胡须的男子抱有一点点偏见，这回老康帮我消除。老康1949年生人，与共和国同龄，这是章明选择拍摄他的理由。
一切像在口述史那样进行：母亲怀着老康的时候，听别人说吃奎宁可以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并照办，结果老康还是呱呱坠地。一个月之后，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便被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里。文革武斗时，老康（应该是上高中一年级）班上的同学拥有长短十几、二十来支枪，老康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摸这些杀人武器，但是见到身边有人扑地而倒。78年恢复高考，老康的分数可以上北大，但是已经身为教师的他只能进当地西南师范学院，读中文系。进校一个星期之后，他便判定课堂上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政治学习从来不参加，辅导员也不好喊他，路上偶遇时是老师绕道而行而不是他。这些奇奇怪怪、边缘不整的故事，在老康富有魅力的西部方言之下，统统被纳入了某个起伏有致的韵律之中。
他本来可以走一条纯正的学术道路，却被某一天的敲门声而彻底宣告终结。来人为校友黄老九，此人想参加校园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竞选（1980年有这个政策），苦于不会舞文弄墨，找上了中文系才子老康。老康自己没有竞选欲望，却将这一活动推向全校，搞得如火如荼，吸引了美术系的“天才少年”章明（即现在的导演），对于政治一无所知的章明将他们的头像画到了校园墙上，“搞得像美国选举似的”（观片之后讨论时章明补充道）。这之后老康写了一个8、9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普通人》，均没有下文。对于这段历史，老康信手拈来索尔仁尼琴的话作为总结——当你面对困难时，记住你是一个个人，与周围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大意如此）。听老康这么讲时，我感到自己就像被大河托起的一片轻微叶子，是历史的河流将我送到某个地方。
为了骗保，他们从乡下弄来一个女孩，与他们其中的一个结婚，然后想办法把她弄死。整个过程都是四个人在讨论协商，一个也不能少。这期间当事的那位男人不免动了感情，有些舍不得那个女孩，其他男人马上便会冷嘲热讽一通。章明介绍，拍摄这部片子，至少让他的这些朋友高兴了半年。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对于从事某种“害人”的想象，对于在影片中充当一回谋财害命的人，是认可并从中得到乐趣的，没有什么障碍。
有理由指出这种幻想是十分矫情的。就他们这几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永远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这不是他们关于自己生活的想象，没有他们自己生活的任何基础。在纪录片《巫山之春》里，这四个男人一起去监狱里看望了一名女子，这女子与剧情片中结婚的那个当事男人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就算此趟探监之行是“猫给老鼠拜年”假惺惺的，但也不至于到了下一部影片里，他们就非得要将一个女孩从地球上抹掉。他们是一些有贼心没有贼胆的人，也就意淫而已。这样的安排因而显得很不真实，与这部影片仍然拥有的纪实框架不相匹配。
这多少也有些离谱。当这些中年男人一旦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运用他们的幻想，一旦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愿景，他们便会觉得弄死一个比他们年龄小一倍的乡下女孩子，是一件最为好玩的事情？难道他们不会想到做一件其他也好玩的事情吗？这个想象产生于怎样的土壤，他们受着怎样的限制和束缚呢？它们的确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吗？
据导演介绍，影片的结尾在三个方案当中进行了选择。第一个方案是，乡下女孩身亡之后，他们当中有人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到此为止；第二个方案是，女孩身亡之后，他们四人前往广西，寻找先前被他们淘汰掉的那个妓女，继续玩骗保的游戏。这两个最终都被导演否定掉了，而是采取这样的结尾：四个厚脸皮的中年男人，在女孩的葬礼上有所醒悟，有所遗憾，有所反悔。“鳄鱼眼泪”倒是没有，但是看上去有那么一点低头认错的意思。
这可以看做由导演本人出面，对他的这些“哥们”所做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出现得有些晚，有些生硬，与前面那样多任性放纵的内容并不自然衔接。“害人”不是他们性格中必然具备，而“忏悔”也不是他们的所长，因而让人看得疑疑惑惑，像从外面加上去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即使对于章明来说，他也不能做到一种彻底的“客观化”，即对于眼前的人或事情，仅仅是任其所为，不做任何评价和反思。不排除有时候以“客观化”的名义所达到的，恰恰是完全的主观化。
电影这种东西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是一个影子的世界，是这个世界和人的倒影。人们希望从这种倒影中，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多，对自己了解得更多，对他人也了解得更多，而不是停留在那些表面的、经过处理的东西上面。往往是，一个人愿意显示给别人的内容，不只是在误导别人，某种东西实际上已经误导了他自己。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种种迷思，并不一定都是有趣的。老康在镜头面前反复提到“这是幻觉，这是幻觉”，而老康本人也恰恰拥有许多类似的幻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我本人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永远提醒“距离，距离”，即对自己与他人时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距离中做到冷眼旁观，而不是照单全收。比起人的肉眼来，镜头或许更加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