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后谈:杨潇的影像墟场


特别单元

映后谈

策展/主持:沈韩成
文字编辑:秦雨矇
摄影:王梓妍
导演:
杨潇《动物园》《榴莲榴莲》《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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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杨潇
主持人:
首先请杨潇导演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放映的这三部影片。
杨潇:
《入夜》在厂房用手机在做一个最新记录,是偶然拍到了这样的一部作品,这是一次很偶发的一次创作吧。当时会有那样的一种冲动,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那种很工业的、很庞大的一个电影剧组的拍摄感到很疲倦之后,想要用最小巧的、最不要钱的方式拍一个片子,就有了《入夜》这样的一个作品。第二部放的是《动物园》。《动物园》是我本科生的毕业作品。现在已经有八年时间了,所以那时候还是挺幼稚的,但我觉得当时有很宝贵的一种东西,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经验,也完全不知道电影节,这些片子做完之后在哪放,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完全就是想要做片子,然后热爱那样的一个过程,制作的过程,至于结果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会有结果。以为就拍完就没了,所以当时心里想不仅是第一次拍,可能是最后一次拍,因为在我的那个学校,没有什么人是真的想做这个东西的,所以当时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很踌躇很迷茫的一种心态,然后甚至带有对于电影这种东西自身的一点情感、一种惋惜之情,一起夹杂在里面。再后来放的是《榴莲榴莲》,那个是我研究生的毕业作品,到现在也有个三四年吧,那个片子是有一定的那个投资的,所以制作上面就没有那么捉襟见肘,相对精致一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今年又有一个片子,就是《欢墟》,大家可能是冲着这个片子过来的,但是很遗憾可能没有看到。
《动物园》剧照
观众提问:
导演好,我是冲着《动物园》来的,我不是冲着《欢墟》来的。终于看到了《动物园》,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很真诚。然后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在自己创作完这个作品之后,很多导演他都是只会自己做作品的,你又加入了其他的电影团队,在做一些职务方面的工作,我想问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就是要加入别人的电影团队,做一些职务性的工作,你想获得什么,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
杨潇:
其实这个是很偶然的,不是人生规划。因为在学校学不到如何拍电影,所以那会儿对拍电影抱有强烈的好奇,但我当时觉得《动物园》不是电影,因为不是电影院里放的那种东西。真正一次感到要拍电影了,是《路边野餐》的时候,当时大家会说“拍电影”。大伙儿都带着非常神圣又懵懂的表情聚在一起,但是跟完那次之后,我发誓再也不想跟组了,因为觉得挺消耗人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就老是找到我,可能觉得我做得不错吧。但另一方面,事后想想,我也觉得其实剧组有时候比较像上班,因为同样的科层制,所以自己不用付这么大的责任,有限的权力和有限的责任,对于结果的压力更小,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创作和试错,哪怕只是想象。你看传统香港电影和日本电影都是在这种体系里面培养新人的,新人要经过足够多足够强的训练。
BISFF2021现场
观众提问:
导演您好。我现在是北电的一名导演系的学生,因为我很喜欢您那个刚才的两部片子,所以也想问一下,就是您对青年导演,包括青年学表演学生的一个建议。因为据我了解,我们想留在这一行其实挺艰难的,尤其是想做自己的作品,有的是做编剧,有的是拍广告,有的是想各种方法拍抖音短视频,然后就是坚持留在这个影视圈。所以我想了解的就是您对这个年轻的一代、青年导演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这是我的问题。
杨潇:
这个问题我可能不太善于回答,因为我不是一个有资格讲答案的人。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电影不是那么重要。在我毕业之后会感觉到重要的东西大概是电影之外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要比电影重要。当所有的事情都重要了,电影自然也就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会比较健康一点吧。而且也能看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电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拍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热爱电影往往会遮蔽掉很多真正的电影的思路,所以可能跳出电影这个东西才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智慧。其他的建议我不太说得出来。
《榴莲榴莲》剧照
观众提问:
导演好,我是学编剧的,我看了《榴莲榴莲》之后,因为这个电影有很多比较精巧的设计、转场什么的,我想问的是,您在拍摄之前,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把这些想法固定下来,或者剧本怎么写,或者你有这些在拍摄之前的这种导演呈现方面的东西,你会怎么去把它固定下来呢?
杨潇:
固定下来的话,可能最重要的是分镜头的那个阶段,但是我拍《榴莲榴莲》,我放弃了分镜头,而是直接用手机拍,预拍下来,然后通过预拍下来的东西,再用电脑简单地剪辑,这样能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呈现。在《榴莲榴莲》中没有采用分镜头,当时主要就是用手机来预拍这种方式。在那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是会用分镜固化这些东西,到后来我慢慢发现可以不用那么固定下来,就是现场的一些情况、一些偶然的东西,一些可控范围之外的,在现场带给你的可能是更鲜活的一些笔触。我可能在之后的创作里面就会更强调现场的那种感受,就等于没有所谓的一个那么固化的一个东西。
观众提问
那就是画面预拍和现场的一些偶然的感受。那文字在你的创作中能起多大的作用?
杨潇:
写下来的东西现场基本上就不变了。但是也看这个演员的情况。
《榴莲榴莲》剧照
观众提问:
导演你好,有问个题是关于《榴莲榴莲》这部片,这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有的这个点子,为什么会用榴莲这个意象呢?
杨潇:
最开始是根据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改写的,当时改写完的,你们看到的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和最初的那个原型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榴莲这个意象是很偶然地蹦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又反复想,想要去推敲这个意象,想到底成不成立,后来感觉从各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最开始蹦出来,完全是出于它的这个形象,榴莲的这个形象给我一种很强烈的神圣的感觉,因为它非常的缜密而且非常的复杂,但是它远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圆形,我觉得它很有那样的一种宗教感吧,当时就是第一反应是这个。后来会觉得榴莲这个东西,它有一股臭味,但是这种臭味它好像比较符合恋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状态。亲密状态的时候其实是容许臭味和味道这个东西存在的,但当两个人有距离,或者说有隔阂、有阶级的差距,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平衡的时候,气味就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阻碍,所以我会觉得榴莲这种水果是恋人之间会去分享的,会有一种亲密感,我们很难见到两个不太熟的人会一起分享一个榴莲,或者说去谁家做客拿个榴莲出来,会觉得可能有一点冒失,但是,两个爱人、两个亲人,或者妈妈和小孩儿之间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隔阂。就这两个角度,一个是它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
BISFF2021现场
观众提问
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像《榴莲榴莲》这个片子,包括上一部《动物园》都会感觉到你的影像当中那种流动的诗意的感觉。然后我比较好奇,您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的片子、导演或者是文学作品是哪些?
杨潇:
其实这种影响只能说在当时那个情景下面,其实放到现在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个权重那么大的影响。当时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的,塔可夫斯基肯定是有影响,然后土耳其的锡兰对我也很有影响,台湾新浪潮电影对我影响也很大。但好像所有人都是这些影响,所以也不算什么影响。还有《白夜》这本小说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榴莲榴莲》有受到这本小说的影响。
《欢墟》剧照
观众提问
导演您好,我很有幸看了《欢墟》,非常喜欢,今天就来看早期作品。然后我发现您的早期作品跟《欢墟》,风格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早期作品更偏向剧情一点,然后《欢墟》有点民俗调研以及记录的工作,我想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创作上有什么样的转变?想听您说一下。
杨潇:
其实这段时间从《榴莲榴莲》到后面,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最大的一个其实是疫情吧,尤其是在那个阶段看到了中国很多很复杂的现实情况,也没有办法通过剧情片的方式能够那么及时地、紧迫地去把它拍出来,然后呈现出来。剧情片有太多阻碍太多困难,但是纪录片就觉得会更快,然后能更低成本去完成和呈现。我觉得更紧迫地来制作电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时会有一种很强烈地想要拍纪录片的一种冲动。其实跟我们的现实情况有关,当现实情况的那种危机负载太多的时候,纪录片肯定更有揭示力。最主要是出于那个事情对我的刺激,还有一个刺激就是因为我的职位。我是执行导演的话,我接触到的更多的其实是群众演员,而不是前景的明星或者说是主演。接触到更多的是那些连焦点也没有的一些群众演员,那么他们大多数是真实的、不是演戏的人,他们只是可能今天是偶然被叫过来的。她平时可能是开一个炸油条的店铺的,或者说是开超市的。接触到大量的这样的人之后,好像有很强的冲动想拍他们。主要受这两方面影响。
《入夜》剧照
观众提问
那您之后还会延续这种记录的风格吗?还是还会转回到剧情的东西?
杨潇:
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法说得很死,但是纪录片确实给了我特别大的一个启发。之前我也没有做过纪录片,《欢墟》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但我其实是没有纪录片制作的经验和概念,我不像李维那种独立纪录片导演,他们有很明确的记录的意识,但是我可能是以剧情片的意识来做纪录片,所以我不是那种原教旨的、那种真实派的做法。但是,纪录片有内核的一些东西我有很受启发,也觉得是可以用到之后的创作里面的。对我来说,可能能够延续到做纪录片的原因是我一直都不希望拍电影花太多钱,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BISFF2021现场
关于导演
杨潇
生于广西桂林市。研究生毕业于上海大学  ,现居上海。
曾以执行导演与分镜设计师的身份参与过《南方车站的聚会》、《路边野餐》等艺术电影佳作的制作。并以剪辑指导的身份参与电影《秋田》、《合群路》的后期工作。
个人作品《动物园》、《霹雳香蕉》、《榴莲榴莲》、《欢墟》等影片曾在巴黎、图尔、夏威夷、华盛顿、釜山、德里、北京、上海、⻄宁、南京等国内外影展竞赛或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