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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没那么了不起

安角  06/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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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盒子》，除了讲述布袋戏文化的传承，同时岔开另一条线，探索陈锡煌与李天禄父子关系。
 
“有一些影展，我们就是做给区就好了。”
推辞位于首都吉隆坡举办的马来西亚国际影展，却携带纪录片《红盒子》参与槟城艺术节“岛屿岛Isle to Isle”活动，杨力州不止一次说，自己喜欢边陲故事。
出生彰化，台湾本岛面积最小的县，后迁至板桥，即使居住台北，也尽可能把家安在偏远郊区， 试图站在边缘凝视生活，“我不是对于某一个群体或事件特别关心，而是试着在边陲找到一些故事，或是一些意义。”
循着其作品列表往下看，拍过的纪录片竟多达二十几部，产量庞大。在台湾，纪录片工作者大多选择长时间关注一项议题：劳工、女性，或生态环境等。但杨力州不同，他手中的题材有老人、小孩、运动、残疾等，并以捕捉细腻温情的风格见长。1997年，他推出《打火兄弟》，讲述消防队员的工作负担与险境；《被遗忘的时光》，拍失智老人；《拔一条河》，拍风灾后重振的小镇；《水蜜桃阿嫲》，拍单亲母亲与七個孩子如何面对生命困境——几乎全是偏弱势的议题。
“很多人看我，会把我往上面推。曾经碰过一个好朋友，他说——力州，我觉得你是圣人。”相伴逾二十五年的制片妻子朱诗倩说，“台大的学生要来我们公司当实习生，面试刚刚开始，他就哭了，觉得见到荧幕上和影片背后的人。”
眼前，“圣人”年届五十，松垮垮的深色简服与昨晚出席讲座活动看来相似，黑灰白发丝渗杂成一抹含糊之色。
同样处于模糊界线的，是记录片将表面生活是非定义重新解构的视野。应用美术系学士毕业，原以为报读电影硕士，却阴阳差错进入纪录片研究所，“对我而言，最震憾的是，这个世界有些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甚至它根本没有对错，却很容易地用对错来决定，这个就会让我很想要去寻索为什么。”从此人生转向。
大学授课时，他尤其在意学生对新闻的关注点，“台北通往宜兰的高速公路开通后，我问学生的思考判断是什么，结果，学生们纷纷google解答！全世界隧道最长的高速公路啊、工程时死了多少工作人员啊…你不能说他错，因为这是事实。但为什么这个世界的解答是由google来告诉我们？”突然有位同学举手，说以前每次回家走以山路，山顶有个卖茶叶蛋的阿婆，高速公路通了以后，没有人走弯弯曲曲的山路了，阿婆走去哪里了呢？“那个孩子是有在思考的。”
带来槟城放映的《红盒子》，除了讲述布袋戏文化的传承，同时岔开另一条线，探索陈锡煌与李天禄父子关系。片子一出，即受到多方攻击，其中“亦宛然”的李氏亲戚与徒弟指摘他立场偏颇，面对强烈的批评声浪，他表示：“我不觉得世界上有客观这件事。”
温和的语调有了轻微的高亢，“客观也好，认知也好，不都是个人的角度选择出来的吗？”
“世上没有绝对的客观真实。拍《红盒子》，我的角度跟他父亲、弟弟、台湾官方那边是截然不同的。我就是不喜欢台湾社会，台湾社会相对来说，是一个父权的社会，我非常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老人被对待的方式，我不喜欢只因为他不姓李，他就要被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他一共强调了五次。
不久前，这名中年导演在网络贴上年轻时的照片，相中，他坐在便利商店前的路阶上，身后垂下一束长长的马尾，朋友学生纷纷留言表示认不得。周刊专访中，提及从小被父亲训练长大当画家，高中生涯至大学不停地画水彩、油画，做雕塑…，但打从研究所拿起摄像机以后，至今没有再画过一张画。
作画与拍摄，同样作为对现实的再现，形式不同，本质却没有太大差别。不画，更像是杨力州取回自我主权的一种无声宣告。“拍《红盒子》，我一路回望与父亲、儿子的关系。那种一代又一代的复制，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对抗它？”问题始终悬挂，可他说，起码拍摄过程已经“知道”师傅与李天禄之间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不等于解决，但知道是一件好的开始。”

起先，新住民议题成分在《拔一条河》占百分之四十的比重，但发行商认为台湾没有观众在乎，要求删去。杨力州力争不果，答应重剪，最终版本外籍妈妈的内容却占百分之六十。考量到宣传效益，发行海报上并无任何与新住民相关的元素。

2008年，台风莫拉克侵袭台湾，造成多起山崩、淹水与土石流灾难性事件，并致使位于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落遭遇474人受害的重创。数年后，为筹划企业广告案子，杨力州前来甲仙考察资料，在冰店小歇时，恰好听村人提起小镇灾后重建的日常，就此产生拍摄《拔一条河》的念头。这一动念，造化了杨力州定位纪录片工作意义的分界点。“在甲仙拍摄时，读狄更斯读到一句话：最坏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很绕，逻辑不通。”
“后来我明白到，夹在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决定因素是“参与”。我必须进去参与这个被风灾摧残的小镇的改变，如果在旁边单纯地记录，只是经过。”
他和拍摄团队悄悄安排，与村民里应外合，大阵仗迎接比赛后归来的拔河队。沉寂多年的小镇，小朋友们没有预期，哭成一团， “在纪录片里面，我让观众看到拍摄团队在做的事。我要让电影院的观众在看故事的时候，他也是在参与。” 摄影师都哭，还有他，一边掉泪，一边冷静地指挥镜头。
2013年，《拔一条河》以院线片方式在全台共35家影院上映，票房高达台币1300万，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纪录片，在杨力州极力促成下，其公司与合作商家均将版权盈余全数回馈甲仙。
因为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人生”，他们在甲仙国小旁盖了一座图书馆，“甲仙每三个小朋友中就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是从越南、柬埔寨、泰国或者中国大陆嫁到台湾的新住民妈妈，所以，图书馆另外开了一道门，对着社区——希望妈妈们善用知识翻转人生。”忆述此事，慎重忧心的脸露出轻松的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可以拿一个金剪刀去剪一个跟我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开张剪彩很紧张，也很开心！”
从早期单纯与NGO组织合作，慢慢延伸到与国际商家企业共同完成各种拍摄企划，他形容过程像在走钢索，一个不小心会万劫不复。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开拓纪录片制作规模，让纪录片更为“贴地“，他投身进入新的市场策略，2006年与张荣吉共同执导《奇迹的夏天》，是台湾第一部在院线播放的纪录片，随后，其执导的纪录片有多达7部在院线上映。曾经被归属边缘范畴的纪录片进入了主流观众的视线，少数人看的纪录片，一时之间成为影院片子的可能。
“有些人进公司半年，发现工作和想象中不一样，每天都在拍麦当劳，拍汉堡，他会觉得这不应该是你在做的事情。我说没有，这才是真实的样子。”
平衡在于如何调和迥异的价值取向，一边迂回，一边还得坚守立场。
现在的杨力州更加愿意将纪录片当作一种进入社会环境，改变周遭状态的媒介，“朋友用一些历史问题问我，你看到一个人已经快饿死了，你要继续拍吗？还是你要给他一口饭吃？——废话，当然是救他啊，这有什么好问的呢？他说，那你就是介入了。”
他觉得奇怪，“到底是介入这两个字重要，还是让他活着比较重要？纪录片没那么了不起，也没有那么伟大，不要把纪录片或艺术讲得它可以超越任何人的生命。那里活着的人在做什么才最重要。”
“所以我认为，是的，纪录片免不了介入，因为拍的是人，一定会跟人产生互动。人是高于纪录片的。”
2006年，与张荣吉共同执导《奇迹的夏天》，夺金马最佳纪录片奖。
入行以来，作品多次参与国际/国家影展，得过金马最佳纪录片，入围2011年金马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提名，他像一只鱼得了水，无往不利，我问，最难的是什么？他回答，最害怕听见“你是圣人”诸如此类的评价，必须努力克服，否则几近走不下去。
 
“导演，你做了很好的事！你很棒！——我听了，会一直用来提醒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多？结果，这个东西变成非常大的压力来源。这种看待我的眼神，是我最大的忧郁和悲伤来源。”
前一晚，在大学举办公开讲座，他插播两则亲手执导的广告，短短十分钟的影片播完，旁边已经有人鼻酸泛泪。交流环节，台下观众举手发言，说特别佩服导演拍片的境界高度，问如何培养出这种道德情怀？台上，他支吾几秒，表情尴尬，不知从何说起。
聊至此，他带点自嘲口吻，“我们是普通的人，一样会挖鼻孔，会贪小便宜。”
 
无论纪实或是商业，放大人性的温情诠释世界，是杨力州自觉的选择。金马影展执行人闻天祥为他的著作《青春：献给他们的情书》作序写到：杨力州身上仿佛装了雷达…而且他有种让人放心的魅力，总是教人掏心掏肺。只是他也多情，不时会越过某些流派为纪录片划下的僵硬界线，交了一堆朋友，也不免伤痕累累。
天性里的不得不，是优点，也是弱点，最后，应证了那句老话：最爱的伤你最深——大量的拍摄工作使杨力州身心超载负荷。他对外透露，自己一度畏惧死亡，害怕消失，无法相信世界存在美好，加上女儿新生时身体的异状，更令他质疑坚持拍摄纪录片是否是种错误。艰难时期，必须依靠抗忧郁药及心理咨商来过渡，医生说，不拍片可能就会好。
可他自认生活能力不好，别无他长，只能好好拍片，活下来就好。
在普遍喜爱速度与激情的21世纪中，杨力州仍抱持着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情怀，对人文时事投注严肃关怀，身体力行参与实践。谈到现代网络媒体影响层面广泛，他认为，新媒体这条河流的方向大概已经决定好，年轻人和小孩肯定是船上的人，“那我们也得上这条船。目前，新媒体产出的影片几乎都以搞笑为主，还有那种吃大便的…这是不恰当的。短不是问题，但我们要预备好能用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去说清楚一个故事，首先拍记录片的人不能在新媒体这件事上缺席。”
TEDx上分享拍摄《拔一条河》的心路历程，他下的结论是：“这条河，不是只有一条河，不是这个比赛的河，它是希望能够影响大家，跟这个社会，跟这个土地的所有漠视，去做一场激烈的拔河。”
几个月前，他才从南极——地球最遥远的地方——结束极端气候下的拍摄工作；五月，携《红盒子》到欧洲、加拿大等地进行巡回放映……这张脸，疲态显尽，谈不上有任何光彩。闻天祥说他“总能在别人视而无见的生活角落，炯炯发掘那即将燃烧的火光”，为了点火，必先借出自身的火，往往，对某一事物的执念，就像飞蛾扑火，总不免伤残。
拍记录片的人，相不相信人生早已被编排好？“你如果20年前问我，我会说我不相信；但你现在问，我会相信。”
朱诗倩说，拍《红盒子》的过程中，杨力州有点被转化，“刚开始，他想过让师傅释怀，与家人和解，但最后，从整部片的基调和结尾都看得出来，对于命运这件事，他跟师傅一样，正在打开心，慢慢接受。”
我不诣闽南语，访谈前，他自荐充当陈锡煌的翻译，过程中不厌其烦一遍遍来回沟通，确认师傅想表达的心意，那样真挚的温柔与耐心，装不来。他说，非常希望看到师傅开心，并提到不愿意在片里挑明布袋戏师徒已然渐行渐远的关系，以留有余地——“因为，”他略略停顿，“纪录片有它的责任。”
他惯于如此——沉重的话，轻轻地说。如同其作品常在庞大的历史或社会课题中将视线转移到日常而微弱的线索上，倾斜记录少数存在的状态，我想起另一个也喜欢狄更斯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曾经有篇她的著名访谈，名为《我站在人们一边》。
报导|安角
摄影|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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