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红纪录片导演是这样诞生的|蒋能杰自述


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我会回家种地,去享受那些“岁月静好”的生活。

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没有这一部高。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当纪录片拍好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后面呈现的那些问题由谁来解决和改善,这不是我的问题。

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我会回家种地,去享受那些“岁月静好”的生活。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走红。

身为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导演,他蹲守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标记想看就主动私信发放资源。随着影迷们的口口相传,这部原本在豆瓣上并无评分的纪录片,达到了8.6的高分,并成为了豆瓣实时热门书影音第一。

有观众看了这部纪录片深受感动,为导演这十年来的坚持叫好。也有观众看了之后认为这是刻意反映社会阴暗面,言论中甚至不乏诛心之论。在独立纪录片领域,蒋能杰导演已坚持拍摄多年,他自认为“只是个拍片子的”,没资金,难上映,对他来说司空见惯的问题。

在蒋能杰看来,这次走红,纯属意外。不擅长和人打交道的他醉心于创作,对于创作之外的争议,他无意卷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手执导筒,他默默地记录着他看到的世界。

以下为导演蒋能杰自述:

为了生存去做矿工,一天100块

我叫蒋能杰,是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导演,湖南人。我的老家位于湘西南,靠近越城岭山脉,因为矿产丰富,所以当地开采矿石的人很多。矿难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外公就是因为矿难去世的。

因为开矿不注意防护,所以尘肺病在我们当地很普遍,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和尘肺病相关联。我三叔、二叔包括我父亲都得了这个病,只是程度有轻重而已。我发现尘肺病人确实很可怜,他们带给我不小的触动,促使我去记录这些事情。

在最开始,我的想法没那么伟大,没有想过要拍一部片子。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记录一下,而且这个东西很难拍到。因为我的家人、亲戚很多人在开矿,我可以接触到他们,他们也相信我。

纪录片里的马夫就是我父亲,小刘是我堂弟,我们是一家人。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姓刘而我姓蒋,是因为他爸被抱给了我姨奶奶,我姨奶奶家没有儿子,相当于过继给他们家,他们家姓刘。

纪录片有近一半的素材都是用DV拍的,这个DV是我2010年北漂期间攒钱买的,花费了5800元,其中有一半还是跟同事借的。北漂的时候我在书店当过店员,在影视公司做过剪辑,虽然赚了一点钱,但这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北漂期间我经常请假回家去拍片子,大概一年之后就辞职回去接着拍自己的片子了,也没攒下多少钱,反正我也穷习惯了。回到家之后在拍片子的同时,我跟矿工们同吃同住,一起干活儿,一天也能挣100块钱。因为穷,毕竟机器都是借钱买的,能挣100是100。当时被村里人笑话,大学毕业还回来赶马。

大家都比较穷,被叫去开矿就会很开心,也没有太多选择,出去找工作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开矿的收入相比之下要高一点。说得难听一点,人穷命贱嘛,再加上确实不了解尘肺病,也就不会像那些有钱人那么爱惜生命。

有网友问我为什么不劝他们戴口罩,对于尘肺病,他们防护意识确实不够,也不知道这样会生病,根本不注意戴口罩。我进去拍摄的时候也不戴口罩,因为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意识,更别说劝他们戴口罩了。

有人加了微信只为举报我

《矿民、马夫、尘肺病》这部纪录片前后拍了将近十年,时间跨度很长。

时间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问题,拍着拍着就没钱了,我要想办法去赚钱。拍《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前七八年我付出的主要是时间成本,因为在老家吃住开销很低。后期找到资金了,虽然那个项目因为不可抗力取消了,但还是有一帮私人朋友为我捐钱。

我拍纪录片的资金来源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去拍一些商业活动,婚礼,葬礼也拍,因为要为纪录片筹钱嘛。再一个就是众筹,这几年我做了几次众筹,金额一般是两三万块钱左右,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录片的调色、声音动不动就几万起步,我没有预算,请不起外包公司,所以有些是自己做,有些请朋友做,收费也比较低。做独立影像,被逼得必须全能。

另一个时间长的原因是担心给拍摄对象带来麻烦。在片子拍摄完毕之后,整部纪录片断断续续剪辑了半年多,有时间就剪一下,陆陆续续改了十几版,具体数字我也不清楚了。

为什么现在可以公开呢?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那些矿井已经被关停整治,公开不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我也取得了拍摄对象的同意。再一个我发现尘肺病这个群体,最近几年为他们发声的实在太少了。

在拍摄过程中我不仅拍了赵品凤这一个人,还拍了其他病人。当时走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确实很可怜,很多尘肺病晚期的病人,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最后都是因为呼吸衰竭去世的,有的人甚至死的时候都保持着跪姿。

在这些年的拍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过威胁,但是我们当地对我还是比较友善的。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我拍的东西属于社会阴暗面吧,不愿意让这种东西出来,但是它事实就是存在。

这个关于尘肺病的纪录片火了之后,我的微信已经被加满员了。有打赏票钱的,有索要片源的,还有人看完片子之后加上我的微信,给我乱扣帽子,甚至还在微信上举报我。

有很多人会问我拍的这些社会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当纪录片拍好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后面呈现的那些问题由谁来解决和改善,这不是我的问题。

还有人说你拍这个有什么用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我只能说你觉得有用就有用,没用就没用。我也不想跟这种人较真儿,偶尔可能拿出来晒一晒。以前会去回应,去争论。现在我已经不想看不友善、恶意攻击性的言论了,不仅浪费时间,也影响心情。

也拍过留守儿童、抗战老兵

和这部纪录片同时期拍摄的作品,还有一部《村小的孩子》。

那是2010年的时候,我从北京辞职回乡。当时我们村里面的小学缺老师,我就在那里支教了将近一个学期,大概三个月左右,教一个班的数学课,教课之余就是在拍片子。

我问那些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打工。

这个回答很让我意外。我也是在这个村小学毕业的,我小时候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大家都会说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各种职业的人,答案是五花八门的。

像我小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警察,后来上了中学喜欢文学,又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我的作品总是被退稿,打击很大。后来发现很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像《活着》《霸王别姬》《芙蓉镇》,于是我就开始关注电影。

电影虽然不会被退稿,但是门槛也不低。最后我发现纪录片还不错,成本低、可以拍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走上了纪录片的道路。

现在的孩子在物质方面有所改善,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但是留守儿童却越来越多了,他们面临的教育环境也不容乐观。孩子们能接触到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去打工挣钱,那么自然他们心里觉得自己长大也应该这样做。

另外我在做乡村图书馆的时候还发现,村里五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阅读能力跟城里三四年级的差不多。而且这些乡村孩子的成绩都不是太好,跟城里的同龄孩子差很多,乡村孩子在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很值得重视。

留守儿童的问题很触动我,所以我才会去记录。另外我还对历史感兴趣,于是有了关于抗战老兵的纪录片《龙老一生》。

那些老兵们的经历起起伏伏,和我们这个时代有着特别的关联。时代的洪流裹挟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不拍这些老兵,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几年去世之后,他们的故事就被带走了,会留下很多遗憾的。

在拍摄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问题很突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老了该怎么办?所以纪录片也往这个方面有所侧重。

教育、养老……我拍的很多内容都牵涉到民生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实在,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也有孩子,我也会老,所以我希望这些方面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这是我的愿望。

拍剧情片很痛苦,已经拿到龙标

我是那种不太听话的人。我父母让我去考公务员、当老师,我都没有听,因为这些都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最终我走上了拍纪录片的道路。

我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该干嘛了。我的大学专业是工业设计,但是我没有跟周围人讲我要拍纪录片、当导演,我怕他们笑话我。

当时我疯狂地看电影,阅读相关的书籍。大学的时候经常翘课,要不就是上课的时候自己看一些拍电影的书籍。其实目标明确挺好的,不怕起点低,关键在于你有努力的方向。

我有时候跟一些大学生讲,你们最好想清楚自己要干嘛,要不然你毕业之后很可能被父母安排了。我家人还好,对我比较支持,也没有一定让我买房买车,租房也可以住。我跟我孩子讲,我没有买房这个能力,有地方给你住就可以了。

正是因为我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所以创作上也很明确。我挺讨厌那种猎奇式的、营造戏剧冲突的拍法,动不动就希望采访对象能掉几滴眼泪,问一大堆问题。片子出来之后有人就跟我说,你怎么不问采访对象后不后悔?对死亡怎么看?我不喜欢这种问题,因为不是我的风格。

《村小的孩子》合影

我跟他们相处,我在旁边记录,我不喜欢问那种让对方不舒服的问题。虽然那些问题也许会挖出一些东西,但是我不想听到那种我很伤心、我很后悔之类的回答。

可能早年间像拍《村小的孩子》的时候,我还会进行一些调查式的提问,比如“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一类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基本不会了。不靠提问来获取信息,那就只有进行长时间跟拍,让时间见证故事。

除了纪录片之外,我还拍了一部剧情片《矮婆》,已经拿到了龙标,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登陆院线不好说,应该等疫情过去之后会在合适的时机跟大家见面。

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我的初心是一样的,都是用影像的方式去关注这个社会,只是具体的拍摄手法不一样。纪录片几个人就可以拍,但是剧情片就要三五十号人来拍,会跟更多的人打交道。

拍剧情片很痛苦,因为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这个人讲话直来直去,工作中看不对可能就会骂,当然是对事不对人。衣食住行我无所谓,但是对于工作,我有自己的要求。

之前我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团队有三五个人,但是去年我裁掉了大部分人,因为我不想养团队了,压力大。虽然养团队可以拍一些商业的片子,然后可以帮我去拍那些不挣钱的纪录片,但是管理团队对我而言太分散精力了,我想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创作上面。

有一天不再愤怒,我会回家种地

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没有这一部高。

在这个纪录片火起来之后,我每天大概都会接受两三个采访,也受到了很多支持和捐赠,得到了很多温暖的感动,我也可以偿还一些因为拍纪录片而欠下的债务了,非常感谢大家在困难时的帮助。

《矿民、马夫、尘肺病》能够冲到本周豆瓣口碑电影榜第一名,这是网友们的功劳,我这辈子估计可遇不可求。

我觉得大众能看到的电影,口味应该更多元。《矿民、马夫、尘肺病》能被更多的观众看到,我觉得这是好事,跟我的愿望是契合的。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大众的群体,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尘肺病人。

以前我拍的公益题材作品,视频网站要么删,要么禁。对于纪录片来说,看见和发声很重要,所以我主动发资源,也授权大家传播,可能这么做坏了“规矩”,可是如果能让尘肺病群体的境遇得到一些改善,也不枉我多年的坚持。

未来一段时间我有两个项目,一个是LGBT题材的纪录片《彩虹游轮》,另一个是心智障碍题材,拍成人群体。自闭症小孩受到的关注可能多一些,但关注成人群体的就少很多了,目前已经拍了两年。

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献价值,像尘肺病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希望替他们发声,让更多的人看见。我希望我纪录片可以增进人们对这些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了解,也希望大众能对他们友善一点,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尊严。我没有恶意,只希望用公益影像推动社会进步。

很高兴我的纪录片能够改善一些人的处境,像《矿民、马夫、尘肺病》里面,赵品凤的女儿初中毕业就不打算上学了。我牵头联系了一些公益组织,资助他们姐弟二人的学杂费,另外我有一个好友每个月给他们1000元的基本生活补贴,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拍摄对象都能得到改善的。在我拍完纪录片《路》之后,有媒体注意到片子里的孩子上学交通不便,给村里捐赠了一辆校车,有了车之后又有了新的问题,雇司机的价格很贵,油费也没有办法解决。当时说是当地政府解决,但是当地政府很穷,既没有预算,也没有上级拨款,最后校车只能闲置。

作为一个出身乡村的底层人士,我看到过太多这样荒诞的场面。看到那些社会问题,我是特别愤怒的。现在我还保持愤怒,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我会回家种地,去享受那些“岁月静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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