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活动作为性别与女权意识的实践空间

张子木  18/07/2020


国内长期以来女权话语和行动被刻板化、污名化

 

 

之前的发言者对于影像创作本身作为实践性别意识的文本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叙述,我主要想将这个话题延展到影像活动,就是指影展、放映等容纳影像文本的活动本身。因为我觉得影像活动本身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社会性的文本,也是一个值得以批判性视角去看待分析的文本;具有独立属性的影像活动,作为一种自组织的文化活动,也应该是可以发挥能动性去做更加有性别意识的一些实践。近几年我有参与到一些和性别、女性意识有关的电影活动。比如19年内蒙古青年电影周的女性电影论坛,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的女性纪录片作者的论坛,但也不是最主要的策划者,是一个合作、支持的角色,今天也有这些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听众里面,像是海燕姐,佟珊,韩成,希望之后有时间的话,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补充。

  从早年几个比较有规模的一般性独立影展的环境来说(比如北京、南京的独立影展,云之南等),一般性指的是它不是以性别议题为主的,比如女性影展,酷儿影展。这些影展的作者、组织者的构成还是男性比较占主导,影展衍生的影展文化和社交文化,也是比较带有男性气质的,影展的环境是和当下社会的整个生态有关的,不管这个影展的内容有多么进取,比如一种在国内比较普遍的饭局文化,对于女性参与者的格外的关注或者是漠视,其实也都在影展活动期间有所发生。去年的内蒙古青年电影周,因为海燕姐的参与,她想做一个关于女性与电影的论坛,我当时就提出,可不可以制定一个草原反性骚扰机制,作为这个论坛的其中一个议题。其实当时草原营地的氛围非常好,有很多年轻的影像工作者聚在一起,进行非常真诚自由的讨论。但我同时也有观察到,有一些外部的观众,尤其是年长一些的,带着物资来到营地,是比较受人尊重的社会前辈,在一些聚餐喝酒的活动,他们会对年轻的女性嘉宾非常热情,在帐篷里拉住她们聊天聊到很晚,有一些女嘉宾碍于社交礼仪推脱不了,会比较尴尬,我也真的亲眼看到过,一个资深的独立电影作者,在聊天的时候,借机对坐在旁边的陌生的女性嘉宾有一些肢体接触(比如拍腿)。当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特别严重的构成性骚扰的情况,但作为一个倡导独立电影精神的影展活动,有很多女性参与者和女性议题的倡导者,这个影展的空间本身也应该设立一些更加进取的规范,营造一个性别友好的环境,有反性骚扰的倡导等,而不是只停留在对影像的讨论。

  但第一次的女性电影论坛,就发现要达成这个议题的共识也是很困难的,一些女性作者会很明确的质疑,为什么要强调女性议题和女性作者的身份,她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势的话语,是一种标签,反而让她们觉得受到了束缚。这当然和国内长期以来女权话语和行动被刻板化、污名化有关。但海燕姐作为主持人,非常有经验有耐心地应对这种分歧,她让大家分组,提出自己理解中的涉及到“女性与电影”的几个关键词,小组内讨论、解释这些关键词,然后进行公共讨论,在公共讨论的阶段,发现各组提出的关键词都涉及到了性别议题在电影文本和电影制作的环境中的重要性和有待讨论的地方,所以再进行投票表决,是否要成立这样的论坛,继续推动对这个议题的探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机制,来推进一个基本的共识,不是一开始就假设所有人拥有一致的知识,经验和具有性别意识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做性平权的运动人士可以参与到影展做一些工作坊培训是非常好的。确定大家都同意成立这个论坛之后,就提出如何建立一个行业内反性骚扰的机制,因为当时有一些女性参与者,身份是演员,分享了她们在拍摄期间受到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对待和性骚扰经历,在场的也有一些男性参与者,本身是独立导演身份,他们也表示亲耳听到这样的叙述,对他们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让他们非常愧疚,觉得应该用自己的既有性别优势,在剧组的环境里去监督其他男性成员,帮助面临困境的女性成员。也有男性,酷儿身份的分享者,分享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这个分享过程其实暴露了影像生产、传播链条当中的很多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涉及到导演、制片人、演员、影评人等各种职位,也不仅是异性性别之间的骚扰、侵犯,也有同性之间的。当时是针对这些非常具体的案例,大家讨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如何保护自己,但有些偏离影展的这个空间,更像是针对电影制作行业内的讨论。没有能够讨论出一个基于影展环境的反性骚扰机制。整体的方向是如何在一个熟人、人情社会网络中,有一个可以是相对中立,理性,有处事智慧的倡导性别意识、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具体建议,并不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批判性的声明。这点其实也是有启发性的,即是一个具体的公共空间,在实践具体的反性骚扰行动时,应该是基于参与者的共同讨论来生成一个贴合语境的具有灵活性的办法和建议,可能是介于一个价值观式的声明、相关法规之外的有人情性质、幽默感的一些指导。当时提到一些可以在草原营地贴的标语,化解日常中的“咸猪手”情况,以中文,英文,蒙文三语,写“饭可以乱吃,手不能乱伸”。虽然讨论的结果和我从理论的出发点是有一些落差的,但我相信这些措施是有很多生活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从性别意识、女权理论出发到具体语境实践的一些灰色、模糊的地带。同样的情况在去年的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的女拾穗者论坛也出现了,当时邀请了几位女性纪录片作者,来讨论女性身份、女性议题和纪录片这个媒介,也有一些论坛嘉宾,是拒绝在话语上进行这个身份认同的,所以讨论下来,有其中一位比较有自觉的女权意识的嘉宾后来跟我说,她觉得对这个论坛有些失望,她有一些也是女权主义的朋友,听到一半很生气就走了。我是觉得,这就是当下国内面向公众讨论女性意识,女权议题的一个现状,如果想发生对话,那就需要正视这种落差,逐步建立一些共识。比如一个刚刚毕业的女性纪录片导演,她不希望在话语上强调女性身份,认为不应该有这种区分,但她在讲述自己被别人质疑为什么是她而不是男同学来拍毕业作品,在创投的时候被强调为唯一的女性导演这些情况,其实是确认了女性纪录片作者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当时的几个分享嘉宾的拍摄方式和关注的题材也非常不一样,但都有不同于常规传统的地方,是很敏感,很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具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影像写作。我同意前面大家的讨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边界具有流动性的框架,怎样用这个进步性的话语来推动现实事件,也是有非常多元的面向,有很多弹性的空间。

  (女拾穗者论坛的主持人,纪录片研究者佟珊在聊天室里面留言补充:
  我现在回想那个论坛,觉得当时参与的导演其实都蛮有女性意识的,但很显然她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其实也显示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另一个是个体和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个体,女性是有能动性的,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去打破很多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但也要承认父权制的压迫是结构性的,因此不能苛责个体。也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压迫,需要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反抗。)

  近期草原营地被当地政府强行拆除,也破坏了一个独立影像的物理发生空间,但我觉得对于性别意识、女权意识在影像活动中的体现还是应该持续被关注,即使这个空间变成了网络。我同意金燕老师在一开始说的,女权主义是对各种权力关系的反思,影像活动涉及的权力关系还有很多种,比如很多影展都会招募志愿者,影展、导演相对于志愿者的权力关系,这种志愿者文化,其实也都可以用女权的视角去关注。影像活动所使用的语言,观影后的讨论设置,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有等级性的顺滑的话语体系。 我之前在广州和朋友们做的月光放映计划(在上阳台共治空间),有做一些相对异质的放映的尝试,打破白盒子或者黑盒子的观影感觉,在放映的同时也可以包容空间内的生活声响(比如做饭),也做了几次“上门放映”,征集愿意承纳几套影像的空间,这个空间也可以由个人来定义,结果去到非常不一样的空间去放映影像,有青年旅社,茶室,家… 当下很多民间各地自发的观影活动还有一定空间,是不是可以尝试一种更平等,更有自反精神的观影和讨论来建构影像活动?也希望听到像酷儿影展,女性影展,是否有这种从议题延伸到影展空间、规则,语言、社交文化的一些具体实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