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鸟》黄骥:不仅是留守少女,“关注女性”是我一生的命题


这位年轻的女导演黄骥,以野蛮生长的劲头,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这种执拗的气质一以贯之:留守儿童、校园霸凌、少女性启蒙,成为了她电影中的主题。

可能,与许多商业导演比起来,黄骥不能算一个高产的导演。谈作品,她笑称:“自己拍的片子太少了,简直是不务正业。”

 

1984年生于湖南的黄骥,在安化小镇长大。2003年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大二时,她在湖南老家独立拍摄纪录片《地下》。大三时她担任《玲玲的花园》的编剧,获德国科隆中国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奖。

大四毕业的冬天,黄骥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这部电影进入了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2012年,她导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获得了第41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2017年的柏林电影节,黄骥与她的新作《笨鸟》拿下“新生代”竞赛单元的“评委会特别奖”,也是这届唯一获奖的内地电影。

这位年轻的女导演黄骥,以野蛮生长的劲头,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这种执拗的气质一以贯之:留守儿童、校园霸凌、少女性启蒙,成为了她电影中的主题。

 

我没有在叩问什么

从做一个导演开始,黄骥的镜头一直与家乡和留守少女分不开。

她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讲述了讲述了女孩暗淡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性成长史。第一部长片《鸡蛋与石头》讲述了一个湖南安化14岁的留守女孩,在遭受性侵犯而怀孕后,所经历的情感和人格变化。

黄骥的工作搭档和丈夫大塚龙治为她提供了方向:艺术片导演,最少要拍三部,大家才能理解导演最想要表达的内容。第一部肯定有很多不成熟,第二部有一些改变,第三部可能就比较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笨鸟》是她“女性三部曲”计划中的第二部。背景仍然是家乡湖南安化,主角仍然是迷茫的留守少女,主演仍然是《鸡蛋与石头》的女主角,姚红贵。

“我拍《鸡蛋与石头》时还在上大学,我发现从来都没有人去关注那些留守女孩,我们都只是从新闻里面看到一些数字、一些对事件的简单描述。没有人知道她们到底怎么想,每一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而伤害发生之后,内在化的伤痛,很多时候女孩也没办法描述。”

“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她们,因为根本讲不出来的东西,怎么能看到呢?又怎么去讨论呢?所以我想去把她们没有办法描述出来的伤害,把它们拍出来。所以电影中的情绪和感受就很重要。”

但在许多人眼中,这个题材充满了讨论热度的噱头。

确实,一部电影,似乎总要激起一点讨论才理所应当。2017年,纪录片《二十二》《嘉年华》引爆公众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导演和片方始料未及的口碑和票房:两部影片不仅口碑爆棚,《二十二》票房达到1.7亿,打破了国内院线纪录片票房纪录;《嘉年华》票房2220.3万,对文艺片来说也是表现良好。

儿童、性侵、女性、历史……当人们面对这类题材的电影时,免不了有质疑的问题投向导演:“你拍这部电影出来,是想让人们关注她们吗?是想反省、叩问什么吗?”

黄骥坚决地否定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去做一个预设,要叩问什么。”

她很清楚,这些被投射在银幕上的女性,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大家都是在网络上浏览比较多,我们已经不直接去跟当事者交流,不直接去现场了。无论是媒体还是电影从业者,大家都在想‘怎么能够在大家都不去现场的情况下,去最大化的传播?’于是开始使用最耸人听闻的标题。”

“事件像病毒一样,很快就传播开来。但问题也来了,大家觉得:‘我已经看了,虽然我是在网络上看的,但是我已经看了’,所以大家认为‘我已经关注这个事情了’,但实际上在他关注了之后,他没有去现场,也没有感受到当事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他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了。”

于是在她的电影中,真实的力量重若千钧。

 

真实是很重要的

《鸡蛋与石头》《笨鸟》都是剧情片,却选择了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客观冷静的长镜头带给观众直接的感受:镜头里的女孩,不是一个虚构出来博取眼泪的形象。

她是活着的,拥有真实的生命力。

这种真实的生命力贯穿了整部电影,每次拍电影之前,黄骥都会做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从十几岁的少女到70多岁的老人,她的采访对象里包括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水平的女性。他们曾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选择角色,停留在自己生长的小镇里,和所有有趣的人聊天,试图通过坦诚的交流,进入他们的生活。

在她的电影中,班主任的演员是黄骥曾经的班主任,也是姚红贵的班主任,戏里的外公是她的爷爷,演奶奶的是一个远方亲戚。在黄骥看来,她付出真诚,让这些人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放心地呈现给她,而她也珍而重之地把片段放在了自己的电影里,不做美化,不加篡改。

不加篡改被收入镜头的,不只有人物。在大塚龙治纪录片式拍摄的镜头下,影片抛掉了所有对于南方小镇的虚幻美化,银幕上出现的是破落的街道、积水的建筑、凌乱的生活环境,象征着少女逼仄的成长空间。刚硬直接的画面,饱含着人物的情绪,让虚构变得无迹可寻。

这种真实,像是对某种质疑的回应。曾有人看过电影后,发表尖锐的评论:“我见过的留守少女不是这个样子。”“太丧。”

“也许有些观众不认同,觉得他的生活里面没有这样的女孩,但是至少我们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的,他就算觉得这个人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不能否定她的存在。”

 

成长与治愈的历史

作为一个曾是留守少女的导演,黄骥并未把整个电影构建在自己旧历史的回顾之上,而是聚焦于当下时代的留守少女。她将母亲式的温情和善意投入到拍摄过程中去,真实地收录了留守少女12岁和18岁两个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困境。

从《鸡蛋与石头》到《笨鸟》,观众不只是看到一个留守少女的个体故事。你会看到少女的成长,她的自我治愈,她的失败与学习,以及对自己情感的处理方式。黄骥用自己的作品,为留守少女书写了一部成长史。

而这部成长史,也是对黄骥自己过去的治愈。高中时期,黄骥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出于经济的压力,母亲为生存劳碌奔波。但在那个时候的黄骥看来,母亲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而在母亲看过自己拍摄的电影之后,“有很多原本我们俩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东西,通过这个片子讲出来了。”

黄骥并未盲目美化一部电影的作用。在被问到她和母亲是不是因为电影而达成了和解时,她真诚地给予了否定:“我觉得还没有做到修复和和解,但是它是一个开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伤害已经造成了,你要去和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契机。一条被冻住的河流,它要被解冻,一定是从一个小小的裂缝开始的,那一条裂缝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河水就解冻了,春天就来了。”

这是黄骥自己的治愈史,又何尝不是所有留守少女的治愈史。

 

属于女导演的女性电影

看过黄骥电影的观众,很难不被电影中那种独特的女性视角所震慑:它与传统的男性视角有着天壤之别:冷静、客观、真实、不加美化与修饰。电影中的留守少女被剥去所有浪漫色彩,却拥有了一种钝重的生命力。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一个直击女性内心的题材,就一定是女导演的专属?是不是女导演就只能拍一个人的小故事?当人们称赞这种女性视角的独特之时,是不是也就将她们局限在了这种“独特”之中?

对于这种“一个人的小故事”,黄骥有属于自己的思考。

“这其实证明,现在更需要女导演来拍电影,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个体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多途径可以去思考,判断,学习。所以他们去接触一个事物的时候,已经只是会去想‘这件事和我有没有关系’。只有在讲与个体有关的故事时,人们才会给予关注。所以女导演从个体和家庭的角度去拍,刚好是切中了当下人们的个体心理。”

“每个人都从个人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和自己的连接,女导演拍的电影从个体出发,但很多个体才组成了一个社会,组成了这个世界。它会是一个更宽广的、无限的、一个更有可能性的一个大事件了。”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黄骥的执导之路才刚刚开始,而她镜头下的女孩,也才刚刚开始人生之路。虽然黄骥的目前计划是拍完“女性三部曲”,但提到未来是否会继续拍摄女性电影,她也表示如果可以,希望能拍到老。对于电影世界的女性们来说,她们的路,都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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