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拆的中国独立影像！— 中国独立影像“强拆年”

张献民  06/04/2020

张献民独立影像IFC独立风景文献计划

第九届“北京独立电影节”期间，在北京的宋庄艺术区，一群观众在一个私人观影室里。
SEAN GALLAGH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12年8月底的一天，正准备在北京798园区举办的“艺术运动存在吗？”项目出了问题。这个项目是我和另外两位艺术家合作的独立影像放映活动第二年度的计划。今年希望从侧面勾勒出过去30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

那天是“艺术运动存在吗？” 预定开幕日，我去了现场，看到空间的接待小姐用黑马克笔在复印纸写了一个活动取消的通知，贴在大门上。其实，没有人有权告诉失望的来访者，到底是怎么回事。连取消的通告，也按照上级的指示，不允许写查禁或取消，只能写是因为艺术空间自己的原因，无限期推迟。

午后，到了原定的开幕时间，一位蹩脚黑夹克大叔自称是没有看到取消通知的观众，他非常想知道我们准备了什么替代方案，他认定如果空间是空荡荡的，来宾们一定秘密地聚会在另一个地方了，他要求作为“普通观众”，也应该得到“内部消息”。但是我们没有内部消息，只有公开的部分，公开的部分就是他目睹的部分。他似乎被我和接待小姐说服了，离开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又来了四五个人，有男有女，拿出了证件，巡视一番，确认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警告接待小姐“不要把自己搞进去”。他们也走了。

接近傍晚，我又回到艺术空间。我认为所有的无聊都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任何奇观，纯粹是凭吊一下。但是，突然停电了。此时停电完全是一个盲目的举动，来的前后几批人已经明确看到活动取消了，此时空间锁着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还停电干什么？这只能说明查禁者在经验累积的过程中， 将停电这个举动升格为了标准程序的一部分，当行政机器启动之后，现场的具体情况无法影响执行的标准程序。

这次独立影像放映活动出现问题并非纯属意外，也仅仅是自2012年中至今的“独立影像遭集体取缔”的一个例子。

从2012年8月起，在北京东郊宋庄“原创艺术中心”举行的“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经历了简短开幕仪式之后，遭遇拉闸停电。 之后是原定于2012年11月1在南京举办的“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公开放映活动“因故延期”。到了2013年3月，在中国西南边陲坚持近10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公映活动也因故“暂停举办”。至此，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三个独立影像展相继”暂停”。 过程中一些独立影像放映活动也遭遇了阻碍或者取缔。

这反映了一个变化，中国审查机构针对民间影像展的打击手段，似乎从我称为“精确打击” 回到“集体惩罚”的工作方式中。1990年代，行政力量放弃全民奖惩之后，大量运用了集体惩罚，比如惩罚摇滚乐或行为艺术的整体，相对比的是必需奖励改编后的民歌或所谓民族唱法的整体。电影界曾经一次集体处罚7个人，不允许从事此行业。2000年之后，尤其2003年之后，整个策略转为精确打击，不以驱散、惩治、限制人身自由为目的，只以个别人为目标，在精确的时段中，使他丧失行动能力、孤立隔绝他。而“独立影像遭集体取缔”意味着中国行政力量对文化活动的干预，回到了盲目的、针对群体而不是针对个人的、无法了解惩罚结束时间、也不允许替代方案出现的操作和执行办法。同时在打击过程中，体现出了行政力量的提前量、良好的协调、坚定的意志。

遭遇集体取缔的独立影像展以放映“独立”电影为主要活动内容，独立一方面指的是这些电影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之外，另一方面指的是另类的气质。这些电影有什么“可怕”？崔卫平的《闭幕三次的“北京独立影像展”》一文介绍了宋庄那次影像展中的参展影片，它们有的是直接面对政治提出反对意见的“政论片”，有的则是更具创新性和实验性的青年影人探索，总体而言电影形式有无限可能性。

在2012年10月期间，作为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的组织者之一，我们的筹备工作一直有一些行政阻力。不同行政部门向组委会提出了一些要求，举例如下：1、不要有国际来宾。我们认可了不向任何国际来宾发送请柬，乃至不向有兴趣了解的人士发送通告，但我们无法阻止国际人士入场。此影展自2003年创办以来，放映和论坛均向大家开放。2、不要公开宣告影展的消息。宋庄的活动一直有这样的压力。我们停止了对网站的更新，但我们还会对国内来宾和其他感兴趣的人保持电邮通知。3、不要做任何公开放映，也不要举办论坛。我们不大明白，如果这样，这如何还能称为一个影展。但这并不是一个根本不能谈的问题。南京的组织者们（当时我在北京）与这些部门的对话者就公开或公共等概念和尺度进行了有限但仔细的探讨，比如我们并不做露天放映，也不会在街头活动。涉及到的可能性，与以前一样，包括影院、大学校园、艺术空间等，只是影院的比重将增加。4、提供影展筹备的材料，比如所有报名影片的备份。这个要求，CIFF的组织方拒绝了。

2012年春季至2013年春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因为这一年有诸多政治变动，也因为中国的审查部门长期以来对独立影像、尤其是纪录片的关注、跟进、调研，使他们了解了中国独立影像的创作实践和公开活动的大致模样，也了解到了核心人头、参与的组织方、可能波及的方面，这个特殊的年份只是这些做了精心准备的部门有理由将长时间的互动和调研结论付诸行动。

独立影像近几年警戒度提高，能分析出来的原因，大致还有以下几条：

1、网络视频潮流，使得社会记录或介入社会的记录视频迅猛增加，反过来影响到了曾经影响过它们的独立影像领域。比如我断续收到一些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给的碟片或链接，前几年他们还像是比较向往作者的身份，比如会寻求在之前或之后跟我认识，了解我，共同探讨。只有一些学生，只寻求作品被别人看到，有关作品可能形成的讨论或展映中的碰撞不太重要。但后来我陆续收到的一些维权纪录片，甚至不一定有片尾字幕，创作/制作者也不露面，只寻求让我看到，并寻求可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看到。

2、艾未未先生是上述纪录片新潮流的标志人物，这个潮流大概是2008年之后逐渐增强的。 艾先生呈现了视频的直接性，在超量膨胀的同时也形成巨大吸附，成为精确打击的巨大目标。

3、独立影像领域多年在实践中形成的灵活多变策略，在运用中，走到了某个瓶颈。一些重要活动在草创期，具有临时、粗糙、不完整、即兴的特点，这是起步阶段的必然。但在实践中，随着外部压力的起伏、策展人们的具体困难，这种“游击战”式的操作方式，一再复活。陆续创办的一些新兴活动，更继承了这个特点。这些特点与中国独立影像的本身素质并不相悖。也是这些特点使得部分活动一直有相对敞开的空间。但不同行政部门在历年的调研、摸底、跟进、喝茶交谈、电话恐吓等实践中，也了解了底细，知道这些“游击战”方式的大概策略、层次、底线。这类似藏猫猫的游戏。终于，2012年，有的部门丧失了继续躲猫猫的耐心，选择对举办时间比较长、观众人数比较多的活动下手，所谓打了场歼灭战。这其实也说明，独立影像作为非正式的经济体，如果要存活，或者必须更加非正式，即把自己弄成极其暂时性、一次性的行为，符合当今的快餐状态，或者变为隔绝于社会宏大话语的更加个人化的讲述。这两个倾向并非我个人意愿所向，但恐怕以后作品和活动方面都会如此。

2012年10月，CIFF在南京的负责人们通知我，取消了。不同行政部门在一些游移之后，终于决定关闭一切。他们一轮轮地联络、约见所有相关场地的负责人，影院经理、影院的上级、大学院系领导、大学的上级、艺术中心的策展人或老板。一周之内，CIFF丧失了所有合作伙伴、所有场地。

我来到南京参加善后的工作，旁观影展这朵破碎之花，或者说被强拆之后的废墟。也要回答部分人的提问。我在影展的合作咖啡馆向失望的来宾/观众提供咖啡，前后连续三天。这三天中，每天只有不足十人来找我，多数是旧友，少量是新朋。多数人如此失望，以至他们即使到了南京也不想露面，或见面了却不说话，呆呆望望，就走了。

经历这一年漫长的互动后，我开始思考我是个什么人？ 我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吗？我不是。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甚至也不是艺术家，即使我根深蒂固地认为创办或组织公开的艺术活动，需要巨大的创造性。如果别人认为我是艺术家，我会反对；如果别人认为我是行动主义者，我不会反对，但我可能只是个事实上的行动主义者，那并非我之所愿。

我个人认定2012年直至2013年春季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拆年，部分行政力量证明了将强拆的方式运用在文化艺术领域，是有效的，因而他们将继续如此。不少人要有心理准备，长时间面对艺术的废墟，而不是艺术。

以上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即使牵涉到他人的部分，那也只是我的理解和言说，所有话语责任只在我一个人。

张献民是独立电影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