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女性导演在国际影展“全面胜利”的背后,是主流电影行业正遭遇严重危机

导筒directube  20/09/2021


2021「山一说:女性与电影」活动现场

编者按:

9月19日在成都举行的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讲座论坛部分「山一说」邀请到了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担任嘉宾,围绕“行进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可能”(The Possibilities of Moving Image in the Cyber Age)这一主题进行首场活动,由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策展人兼联合创始人李沫筱担任主持
 
「导筒directube」继续为广大读者带来这一场生动、有趣的讲座的文字整理,因为整场活动的时长较久,内容较多,会分为三篇发送,本文为第二篇。

 

 

在正文内容开始之前,编者再次简单地介绍一下主题中出现的“赛博”与即将谈到的《赛博格宣言》。以下内容部分来自wiki。

 

《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是一篇由唐娜 · 哈洛威(Donna Jeanne Haraway)撰写的文章,1985年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该文中,赛博格的概念是对严格界限的摒弃,尤其是那些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机器”分开的界限。她写道:“赛博格并不梦想一个以有机家庭为模本的共同体,这一次没有伊底帕斯的计划。赛伯格不会认得伊甸园:他不是泥土做的,不能梦想回归尘土”。

 

《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和唐娜 · 哈洛威(Donna Jeanne Haraway)

 

 

 

《赛博格宣言》批判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观念,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身份认同政治,宣言主张以亲近性(affinity)取代结盟(coalition)。她用赛博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义者超越传统的性别、女性主义和政治的局限;《宣言》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在后人类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哈洛威在《赛博格宣言》之初,解释了自20世纪以来三次界线崩溃,这三次崩溃使她的混种——赛博格神话得以实现:人类和动物、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边界崩溃。进化已经模糊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而20世纪的机器则已经模糊了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界限;微电子学和政治的而不可见的赛博格则已经模糊了物质的界限。

 

2021「山一说:女性与电影」活动现场

 

 

行进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的可能

 

 

 

戴锦华:

 

而另外一边你们会发现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正最大程度的正解放着劳动力,最大程度把劳动生产的利润转移到机器上面。

 

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次是在广东,一位地方领导陪我去参观了一个巨大的饮料工厂,整个车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机械手臂准确地在操作,非常有意思的是——地方领导跟我介绍说当年是工人在流水线上,在配合机器确定的速度下工作,这位地方领导非常准确地描述这种生产工作的“反人性”,描述流水线上工人的“不幸”。然后他非常骄傲地说,现在我们把他们都“解放”出去了。坦率讲,我当时很想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解放到哪儿去了?

 

大家都知道解放到哪去了,所以我们不用问也不用回答,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解放过程,原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解放的过程,如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资本主导的,和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我们可以把机器创造的利润造福于全体人类。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被资本主导的世界的时候,它在创造着绝对的剩余劳动人口。我自己造了一个字,不是富人与穷人,是”弃民”(编者注:2019年戴锦华曾提出——新技术革命正在制造结构性弃民,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身体,保卫社会),那些被放弃的人群开始被创造出来。

 

新技术的进步与革命是一轮新的“放逐”的过程,任何一个放逐过程发生的时候,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偏见结构都将被复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放逐结构当中,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阶级地位低的女性,像我这样的年老的女性,毫无疑问会首当其冲得被放逐。

 

所以我说一边是自由的空间,在虚拟空间当中的现实操作,可能使我们可以超越性别的定见;但是从另外一边现实空间当中发生的放逐,可能会再一次的强化对于女性整体的歧视、偏见和率先被选作牺牲的群体。

 

那么电影也一样,我们说新技术使得电影门槛降到了几乎零,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兜里一定有一个智能手机,拿出你的智能手机,你就可以即刻开始拍摄你的电影,但是你们一定不要相信,比如说贾樟柯导演拿苹果手机拍了个电影,千万别信他真的是用苹果手机拍的(笑),后面大概带了一卡车的附件。但是我们手里的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真的已经可以在拍摄达到专业制作的水准,工艺水准的电影。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去说电影不再被大资本垄断,不再被制片人垄断,每一个人,每一个男性和女性,可以即刻开始拍摄我们自己的电影。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解放的时代真的到来了,一个电影时代真的到来了。一个泛电影文化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这一次数码技术正在整体地撕裂人类的社会组织,我们开始分裂成一个一个圈层,一个一个亚文化群体。而在每一个亚文化群体当中,都经历着草履虫一样的再分裂,在一个追星群体当中, CP粉和“毒唯粉”不共戴天。

 

(编者注:CP粉,这一网络流行词来源于韩国娱乐圈,主要是指粉丝痴爱某综艺或某电视剧中被设置为情侣的一对,并时时幻想Ta们在现实中也是一对。CP的对象可以指男女,男男,女女。

 

毒唯粉,缩写为DW,这一网络流行语指的是,早期指偶像团体中只喜欢一个成员且厌恶其他成员的粉丝。现在泛指只喜欢自家“正主”,并且用不理智行为伤害其他艺人的狂热粉丝,即“唯”一,并且在唯的基础上还有“毒”。会用维护偶像的名义,恶意侮辱抹黑其他艺人、辱骂抹黑、或进行其他人身攻击行为。)

 

在“CP粉当中与逆CP不共戴天”这样的一个不断撕裂的过程,和相对于电影作为一个共享文化、共同文化,作为一个再一次把我们聚拢在社会空间中的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击毁性的力量。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多刃的、多重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说,真的每一个爱电影、每一个关注电影、关注性别主题的人,我们要真正的慢一步停下来想一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制作我们的电影?而我们的电影如何去寻找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电影究竟想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性别群体做点什么?

 

我们如何达成我们的预期,这才是重要的。

 

多说一句,我们不光是随时可以拍电影,当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应当用镜头反向朝着自己,我们所有的自拍是渴望且召唤着别人望向我的目光,但是当我们每个人的目光都指望向自己的时候,谁会望向你望向自己的目光?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公共性、社会性和性别议题,为什么重要?

 

因为女性是人类的一半,没有一个女性议题是只关乎女性,它关乎整个社会,它关乎我们的文明。

 

当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电影去表达我们的性别议题的时候,其实同时是在表达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看法,这个时候你如何和你的观众共鸣?你如何向你的观众倾吐?

 

再多说一句,有很多青年导演的作品拍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电影的起跳高度之高,大大地超过了我毕生的电影经验,处女作拍得像大师之作一样精美,但是我同时感到一种趋向,就是我们的电影越来越像是独白,而不像是倾诉,你可以独白,可以独自言说,但你是朝向大家的倾诉,而不是自娱自乐,不是视觉的或是视听的KTV,它不是一个自我娱乐的形态,因为电影在它一百年的历史当中形成了它的大众性,形成了它的公共性,起到了它这样一个打破我们面前的墙,让我们望向外部世界的窗口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女性能够给世界打开一扇什么样的窗口?或者说我们进入这扇窗想看到什么样的女性和男性?

 

我觉得大家慢一点,我们重新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来分享更多的我们认同的或者不认同的作品,我们来共同思考被改变的世界,我们的可能性、电影的可能性、女性的可能性。

 

2019年山一国际女性影展开幕影片——杨荔钠导演、郝蕾主演《春潮》

 

主持人:

 

听完戴老师这一番话,我自己感受到了一种非常深沉的呼召,我本来以为我们会迈向一个更大的话题,最后还是聊回到了电影。

 

刚才您提到这种技术革命带来的便利,人人都可以拍电影,成为影像的创作者,比如胶片时代转型到数码时代的时候,我也听到许多青年的导演,比如说青年的女导演,她会说我可以扛起机器去拍我想拍的电影,我可以进入到电影行业,它不再受到这些实际的局限,您会觉得这种技术带来的某一方面的进步,也会去反向的推动女性从业者在电影行业中的进步吗?

 

卡利斯托·麦克诺迪《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

Delphine et Carole, insoumuses (2019)

这部作品在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亦曾展映

 

戴锦华:

 

这次的问题好像很具体(笑),但是后面的牵涉仍然非常大。刚才我说技术造成的门槛,当把门槛几乎消停了的时候,所有的原来意义上的弱势、少数以及被电影工业所排挤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获得了便利,获得了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的是,不是那种单纯乐观地说因为便利了,所以女性就更容易进入了。

 

因为你会看到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在世界范围之内发生的一个状态就是原来的缝隙在闭合,原来的灰色地带在被照亮或者被彻底涂黑,社会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进入一个丰富多元的开放状态,相反被越来越多的中心,被越来越多的大资本,越来越多的权力机构整合,要理论地说就是“褶皱被展开, 缝隙被填充”。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女导演都可以拍摄自己的作品,但是女导演如何进入到比如说发行院线、主流院线,如何去赢得越来越高昂的院线发行费用?

 

换句话说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只是转变了形态。

 

主持人:

 

甚至可能不只是女导演的问题。

 

戴锦华:

 

对,所有的试验性的、先锋性的、小众议题的、批判性议题的,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好的机会,反而变得状态更差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所说的“双刃”,而事实上电影作品的数量可能是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于此前大制片厂,那么于是就变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品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一个更多元的更丰富的社会场域和社会空间,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你们会注意到最近10年之内,女导演前所未有的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突出位置。今年的三大电影节的大奖都是女导演,奥斯卡的大赢家也是女导演。

 

那么大家会说:“你看,这不事实上女导演已经在电影工业当中崛起了吗?”

 

 

当然我稍后要说的这个结论不太严肃,且有点感性,我认为女导演如此突出,她告诉我们的不是女导演终于在电影行业中崛起了,而是告诉我们——主流电影行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之所以说这个结论不是很严肃,是因为我曾经很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的乡村调查,中国的乡村研究和当时的村官选举那样的一个社会实践当中,最后连我同行的非常男权主义的男学者都同意我的结论。

 

在一个行政村当中,只要还存在着财富分配空间,只要有一个富裕的、可运营的空间,选出来的一定是男村长;而在一个完全没有财富分配、资源分配,非常困难的行政村中,需要一个完全服务状态的行政者时,这时村庄当中十有八九就选出女村官。

 

这是经验性的,不是理论性的,也有点开玩笑。我想说在危难之时,需要挺身而出,忍辱负,做出牺牲的时候,女性就凸显出来了。当这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前景和空间,有众多的权力可以分配运营的时候,女性往往连竞争的机会都很少能得到。

 

再次重申这是带点玩笑性,带点经验性的。所以我说同样我们看到在全球电影产业当中,女导演的突出状态恐怕是和所谓数码转型,曾经电影工业最基本介质的胶片的死亡和消失有关。然后电影在新媒体的围困之下腹背受敌,最重要的是唯利是图的、短视的资本不再肯投哪怕一分钱去帮助正在度过危机的电影节。

 

中国电影的崛起是全球电影的奇迹,而中国电影充分地享有后发优势,我们的所有影院都是数码影院。而美国电影的危机,好莱坞电影业的危机的一个最集中的形态就是——没有人愿意投资去改造既有的美国影院,因为美国影院许多都是胶片影院,所有的这些原因造成了电影工业、电影艺术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之中。

 

这个时候女导演们力挽狂澜,出现在这个世界影坛的这个主舞台上。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解释,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一个观察或者是我的一个体验。

 

但是同时我们去看,那些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荣誉或者赢得了瞩目,赢得了关注的女导演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她们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有别于主流电影或者男性电影的女性电影,而是她们对于社会的主流话题贡献了一种有差异性的观察。

 

 

所以我才觉得女性真正对电影的进入,对文化的进入,它一定不是参照着被定型的女性定义再去生产一种女性电影,而是携带着我们的生命经验的。这歌生命经验不只是男性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公共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生产者、一个思考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性别不能切割我们的生命经验,但是我们作为“女性”的生命经验,我们的身体经验,我们的社会的遭遇,却是女性的生命所独有的,我们如何把这份女性“独有的经验”和我们(性别中)“共有的经验”共同构成我们的试点,我们的观察。

 

我觉得这应当是我们利用这一次机会,或者说我们在危机状态出现裂隙的时刻,“趁人之危”,看能不能够真正的去创造、打开、更新,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生活。

 

主持人:

 

我觉得每一个问题,戴老师的回答都可以整理出来,传播给更多的观众看到听到,其实刚才戴老师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当年我们开始做了一个女性电影节,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和意义,当我们喊出来我们是一个女性电影节的时候,就势必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刚才戴老师说到,比如说今年这三大电影节都把大奖颁给女导演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传播在所有媒体上的新闻标题, 依然是用“女导演获得头奖”的噱头来得到瞩目。

 

但是刚才其实戴老师已经解释了,她们的成就,她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她们的性别,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她们似乎是因为拿到了这种性别的红利才获得了肯定,而如戴老师所总结的那样,是我们要传递我们自有的价值,我们自有的创造力,我们自有的结合所有生命体验,我们的知识体系来去反哺给这个社会一些真正的意义。

 

今天聊赛博主题开始的时候,戴老师有提到一部电影《攻壳机动队》,我想从性别的角度再提一个问题,比如说拿《攻克机动队》来举例,押井守当时创造了女主角素子,然后包括后面出现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机械姬》《超体》,包括《黑镜》、《爱,死亡,机器人》等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赛博形象,其实都是一种女性的身体和机械的结合,您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种形象,理解这个形态的呢?

 

 

戴锦华: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秘密,作为一个老师,如果我的学生想写一个学术论文的时候,一般来说,我比较会枪毙这种题目——《女性形象研究》,《“正面”女性形象研究》,再比如说《女性赛博格形象研究”》,我为什么会枪毙这种题目?是因为你会发现当某一个形象类型放置到一个具体的文本中时,它会被赋予非常不同的意义。比如说《攻壳机动队》里的草薙素子,她的激进性是跟作者押井守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他乐意于赋予一个女性形象以一个通常“肌肉男”所具有的力量,那样的背负、那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最后押井守让素子弥散在赛博空间当中,成为一种超越了我们对于身体生命和性别理解的一个存在。

 

再比如说《机械姬》,它只是把图灵测试当做一个噱头,来再一次传达了最古老的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女性是未知的、女性是不可测的、女性是神秘的,可能是美好的,但十有八九的是邪恶的。这种最古老的恐惧,有时候我说男权文明当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可谓丰富,但是换一个角度说真的好单调,我一直说可以把它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叫“男人他们爱女人”。

 

 

第二句话叫“男人他们怕女人”,男人为什么怕女人是弗洛伊德弥留之际的独白。弗洛伊德在弥留之际说“谁能告诉我女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当然关于这个表达就有一个更流行的歪理——“男人来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不是一星人,无法互相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深究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的角度去解释我们对于异性的陌生和恐惧。

 

但是我觉得大概我们能够从父权结构自身,了解到父权文化所创造的这种对女性的恐惧。

 

因为女性是一种男权社会里有意识的且命名的非人和他者,它是一种非人,这在中文当中不那么清晰,但是英文当中太清晰了,人类全是男人,Human Being Man。我记得读过一个错误的翻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忠实的翻译,也是一个有趣的翻译,就是一本左派著作。

 

它的题记是一句很有鼓动性的话,他说人们为了理想而战斗,他们一次一次的被打败,当他们被打倒在地的时候,他们会再一次爬起来,再举起另外一个旗帜,再继续为了理想而战斗——很有鼓动性的一段话,我们这位忠实的翻译把这段话翻译成——男人们为了理想去战斗,然后被打败,再站起来,我第一次打开这本吓了一跳,我以为这是一个“男权宣言”。

 

其实不是,只是这个翻译太实诚了,他把”Man”泛指人类的字翻译成了男人,而在文明当中我们默认男人代表人,就是不需要去专门指出的,而所有加前缀的都是弱势群体,女人、女导演、女作家、年轻作家、老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男作家不用加,他就叫作家,他就叫诗人,他就叫导演。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男权结构把女性命名为一个他人、“Women”或者是女人,那么女人是人,女人又不是人,女人是他人,女人又是自己人,没有女人怎么办?

 

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在和外在(的趋势),这种(女性)被贬低成次等人,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所有的这些东西形成了一种在所有的结构当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恐惧,所以大家看比如像《机械姬》这样的电影,主角好像是一个有着女性性别的机器人,它传达的也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当中,西方世界对于这个话题的又一次的讨论,即我们的文明是不是走过头了?我们是不是正在生产自己的毁灭者?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自我抹除阶段?当我们制造出智能机器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制造出了我们不可战胜的敌手?人机大战是不是一个可见的未来?

 

 

这是在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横扫全球的围棋冠军的那个时刻,西方世界又一轮的热门话题,但是很好玩的是这种人与机器、人与非人、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冲突。

 

再比如说《机械姬》当中,它就又一次化身为古老的性别恐惧。所以那个机器人一定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性感女人。在开始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被迫害的、弱小无助的、被囚禁的女人。但是到最后大家都记得结尾,当她杀死了所有的男人,随后以成功的女性形象,风情万种地走上闹市街头的时候,那一刻就像吸血鬼电影中有一个携带着病毒的患者混进了闹市街头是一样的效果。所以我就觉得在那里面,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去触及到任何关于女性的生命话题。

 

主持人:

 

那岂不是这还是一种新型的娜拉式出走?。

 

戴锦华:

 

我不觉得。我是觉得每一个文本我们都有不同的读法,比如他预期是在重述一个男权话语,但是女性的读者可以在其中读到一种酣畅,认为最后是女性的胜利,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本自身的结构来说,从产生这个文本的社会结构来说,它的本意至少不是如此,他的本意仍然是在男性的主体位置上,再一次强调了女性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今天人们之所以会越来越多地借助女性的形象来讨论,比如赛博格,比如说硅基生命,是因为女性长久的被现代男权文明规定为自然的一种,男性象征着人类文明,象征着理性,女性都是非理性的、自然的、生物性的、身体性的生存。女性就是因为他们要做母亲,所以她们的生物性是非常外化和清晰的,所以我觉得大概这是原因之一。

 

当身体问题再一次的影响着我们,在这儿大概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这种学术性的话题,是因为我觉得人工智能的议题、人机对抗的议题、数码技术的议题,其实都是再一次反身逼问:我们怎么定义人类?我们怎么定义人与非人?我们再一次地陷入到了一些非常古老的哲学命题当中,对吧?

 

刚才我说的戴个眼镜还是人,换了机械关节还是人,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是人?这样的问题被反身提出的时候,我们如果最后追问会发现,我们真的很难定义什么是人,我们会发现人的定义的最基础的东西是我们的肉身,这个速朽的、脆弱的、并不合理的肉身。所以这种关注使得女性的议题和女性的形象又一次浮现出来。这是我的大概的一个粗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