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精神的传承，需要使命感 ｜ 凹凸镜DOC专访焦雄屏
凹凸镜DOC 08/01/2022
电影精神的传承，需要使命感 ｜ 凹凸镜DOC专访焦雄屏
如果你搜索：“焦雄屏”三个字，会自动弹出一个检索内容“焦雄屏为什么这么厉害”，查看焦雄屏的履历，你会看到，她做了很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从主编《电影馆》丛书，推介电影美学流派，提升大众电影审美，再到推动台湾新浪潮电影走向国际，焦雄屏还在促进两岸三地电影文化交流上也功不可没。
而在大陆，她也有一位莫逆之交，那就是曾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发现和帮助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吴天明，在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上，凹凸镜DOC的小编遇到了焦雄屏老师，听她讲述如何推动台湾新浪潮运动，以及对吴天明电影精神的思考。
凹凸镜DOC：您曾经著有《台湾新电影》这本书，书中梳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新浪潮电影曾被一些人笑称为沉溺自我的“只看自己肚脐眼”的电影，后来是什么让大家接受这样的形式呢？
焦雄屏：台湾新浪潮，是我们咬着牙去推动的一次电影文化运动。当时，像舞蹈、文学、戏剧这些艺术领域都非常发达，电影是一种落后状态，所以电影人很不服气，立志一定要在电影上头做一些大事，所以我们就推动了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
当时知识分子很支持台湾新浪潮运动，因为他们看腻了烂电影，不理解或者是故意恶意攻击新电影的人，多半是媒体和片商，还有一些在电影旧制度上头享福的人，那些人就会很生气，说这群小孩子要干嘛。
但你要咬着牙，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会很艰难。
我们也被法国新浪潮认为是嫡系传统，精神上是有相似之处的，这也是电影创作者跟评论者，知识界共同创造的艺术运动。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改变了大众对电影的认识。
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代表
凹凸镜DOC：杨德昌导演的《一一》，于2017年在台湾地区上映，这部片子在国外获了奖以后，好像没有大规模在台湾地区上映。
焦雄屏：杨德昌对台湾地区的电影体制感到深恶痛绝，到最后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他也彻底跟台湾电影界割裂，他个性比较直接一点。
杨德昌导演作品《一一》海报
凹凸镜DOC：您做了很多电影相关的工作，很多人看您对某部电影的影评决定是否去看片。
焦雄屏：我一回去就是在教书，我永远有三个以上的工作，其中，影评发挥的影响力很大。
我对台湾电影文化算是先锋跟领导的，当时我对于电影票房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我说这部电影好，这部电影就能卖得很好，我对这电影稍微批评一下，票房马上垮，观众对我的信任度是无以复加的。
我把这种信任转为支持一个电影运动，主动去找值得肯定的年轻人，其实那时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我自己直接参与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把导演推到台前去，把他们推到国外，让他们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的电影节去理解到底台湾新电影做了什么事，在沿路中间帮这些导演成长，因为这些导演对美学，以及对国际现实理解有限，很多东西是我在中间穿梭，把电影带到国外，再把国外一些对电影的看法间接地带回来，让这些导演受到启发或者想法。大家全部都卷到这个思维里头。
凹凸镜DOC：有一种使命感？
焦雄屏：有使命感，而且当时没有名利可言的。真正有名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统统不出名，但是我把这个东西非常慷慨地分给所有人。
侯孝贤导演作品《悲情城市》海报
凹凸镜DOC：您的策略是先去国外二线的电影节去打一些名气？
焦雄屏：对，从二线的电影节先得到非常多奖，被人讽刺说，“拿一些乡村电影节，外国不入流的东西来骗我们”，有一次去意大利的电影节，那是非常开心的一次，大概有十几个导演一同去威尼斯，还摸着威尼斯的铁栏杆说，这个就是威尼斯电影节，不知道我们哪一年有机会来一次，结果第二年我们就带着《悲情城市》去，就拿到了金狮奖，整个台湾新电影的命运扭转了。
凹凸镜DOC：最近《悲情城市》饰演林文雄的男演员陈松勇去世了。
焦雄屏：《悲情城市》得奖后他跟我们去纽约， 第一次在纽约的林肯中心做放映，现场观众全满。那时候人家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你得了金狮奖，大家就统统来了。
来的很多都是纽约的文化领袖，我们去登台，主席跟我讲，只有导演能登台，所以只有我跟导演两个上台，其他的人统统跑到后台去。
我就跟主席讲，你就让他们都登台吧。那时候很感人，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全场鼓掌不知道多少次，大家都觉得《悲情城市》是非常杰出的一部电影， 2019年，我去美国的母校演讲带这部电影去，其实已经隔了几十年了，自己重看一遍还是很感动。
《悲情城市》获奖后的庆功宴
凹凸镜DOC：在电影《阮玲玉》中，您是担任的编剧工作，这是部“特别”的传记电影，张曼玉在其中饰演阮玲玉，感觉也是在演她自己，这个剧本创作的由来是什么呢？
焦雄屏：在做电影《阮玲玉》之前，阮玲玉是快被世人淡忘的人，只有我妈妈曾经跟我提过。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中国电影史，老师让我写关于中国电影的论文，那时候，能找到的资料只有一本英文书，在书里找到了一张阮玲玉的照片，我很想知道每个电影发生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
关锦鹏导演作品《阮玲玉》海报
关锦鹏找我写《阮玲玉》剧本时，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再拍《胭脂扣》那种类型的电影了。第一，没有人知道阮玲玉在历史上的地位，没有人知道他对于中国电影的表演有一个里程碑的价值，阮玲玉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她懂得摄影机，她懂得电影表演跟话剧表演不同的意义，她知道掌握摄影机的距离等等，在历史上头，大家都有讲她的脸代表了中国人的苦难，她的生命和她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都跟中国的苦难有相关，所以我们觉得你必须要把这一层意义让大家知道。
阮玲玉（1910年至 1935年 中国早期影星）
你一定要让阮玲玉形象和她的作品给人家看到，后代的人去理解阮玲玉好像创作的这一批人，不管导演还是演员，大家要探索历史，所以我说你必须要拿纪录片的手法，虚跟实的东西，一个很超现代的概念去交错，而且你自己应该担任的纪录片的导演，这样去完成。
凹凸镜DOC：您在很多影片中担任监制工作，能分享一下做监制的心得吗？
焦雄屏：监制的概念就是对整个电影的统合，整个发动跟制作。
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概念，你必须要有一个统合的人员，如果你是独立个人的艺术电影，可能起最大统合作用的就是导演，但是如果你的电影是要进入院线，去创作有商业价值的作品，很可能就是监制跟制作公司的事情，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的事情，他只是创作中的一环。
从和侯孝贤、杨德昌他们的合作，一直到现在，我都做的是同样的事，就是慢慢理解这个人的思维创作跟想法值不值得你支持，同一个途径没有第二条路。
焦雄屏监制，王小帅导演作品《十七岁的单车》
凹凸镜DOC：吴天明电影基金会的创投活动和别的创作会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焦雄屏：这个跟吴妍妍有很大的关系，妍妍她很有理想，要把父亲的某一种精神传承下去，所以她可能不会像某一些创投，有明显的功利性，或者是很努力做成跟产业接轨的某一种交易平台。
吴天明有一些历史或者是艺术的价值是被遗忘的，妍妍更多是希望保留吴天明精神的理想性，吴天明是我的朋友，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中国电影在当时全世界被认可的只有吴天明以及他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不畏艰难去挺某一些导演或挺某一些作品，不畏官方的压力，不畏市场的庸俗性，去努力做中国电影当时的一个最优渥的平台。
吴妍妍 吴天明之女，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总监
许多导演受过他的滋养，从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还有滕文骥等导演，每一个都受到他非常大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鼓励，这些人都拿他做“挡箭牌”，在他后面可以很稳定的前进。
吴天明是无私的，他也非常爱国，这个精神在他去世的前几年被遗忘，我觉得是几乎不可以饶恕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赶快来记得，有这么一个人，曾经这么无私的帮助过中国电影，做这么大的贡献，没有他哪有这么丰厚的一个电影资产。他做的那些电影到现在也一样很难超越，包括他自己导演的《老井》、《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等等。
吴天明导演作品《老井》
基本上，当时这一批导演都称他叫“头儿”，非常尊敬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做的奉献，而且吴天明特别无私，所有的厂里的事，还有创作的事，都是他在前面摇旗呐喊，他有人格魅力，他有扛事情的勇气跟气度气魄。像这样的人我们在当下很少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妍妍所做的一切努力，不只是她自己家的传承，更是值得中国电影人一起来保护的资产，我们都是很希望尽量把吴天明的精神延续下去。
吴天明电影基金会现阶段的任务是培养导演、编剧还有制片人，这三个挺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如果将来吴天明电影基金会存活得够久，应该还可以做到更多对中国电影有贡献的事情，希望妍妍能跟她爸爸做的事情一样。
凹凸镜DOC：好像吴天明导演去世之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也是您做的，您跟他聊天会不会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焦雄屏：有，我们在东京电影节遇到的时候，就是变成最好的莫逆之交，后来一直都会保持来往，他请我跟我的朋友进来大陆，西安是我们的第一站，所以对西安有特殊的感情，当时一进来，吴天明也帮助我，刚刚还在跟朋友讲，另外在东京我们相处的凌峰，吴天明也帮助他做了一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电视节目，是当时所有人了解大陆的唯一方法，后来每个礼拜，人们都在看这个节目，从老百姓的各种文化衣食住行，去理解大陆。我们隔绝了那么久，到底是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当时不能来往的。凌峰在大陆是吴天明帮他打通很多关节，像这种方面上，跟我是有非常多相似的。
当时的《中时晚报》电影奖，是现在台北电影奖的前身，《中时晚报》电影奖终身成就奖，我们就是发给了吴天明。基本上等于肯定他对于不只是电影，还有两岸的交流的一些贡献，他的功绩应该远超过这些了，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吴天明是一个相当伟大的电影人物。
焦雄屏与吴天明导演
凹凸镜DOC：您经常参加济南做吴天明电影基金会的活动，这次也是专门回来济南。
焦雄屏：我很愿意来，我记得，吴天明很有趣，我们常常被他逗笑，因为他人生活上是很有魅力，他很会讲笑话，跟我们讲，因为他皮肤很黑，他做厂长的时候穿一个白的背心，穿个短裤也是黑的，他说他从山的台阶上下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只看到一个白背心飘下来，所以他会讲这种很会自嘲的一些故事，很有魅力的一个人，特别会讲笑话，只要有他在一定欢乐无限。
凹凸镜DOC：吴天明导演在晚年还会演一些电影。
焦雄屏：他是绝对好的演员，因为他表演的那种是魅力真的一般做不到的。
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融创会 终审评委合影
凹凸镜DOC：焦老师，我留意到你的微博大部分发的内容，基本都跟电影有关系。您除了电影以外有没有别的一些爱好？
焦雄屏：有。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讲，我成长的年代里头，真的不是只有电影，我们要看很多文学的书，我对舞蹈也非常有兴趣。因为我的老师是林怀民，我在舞蹈系帮他教书，也帮他翻译舞蹈创作的书。现代舞，像云门舞集的那些舞者，大概有一半是我的学生，他们还常常找我，隔三差五的到我家来聚会。因为台北有点小，文化艺术家大家都认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环境，我反而电影的朋友最少，其他领域的例如绘画的、书法的、舞蹈的、戏剧的。
我们有一些文化人，隔一阵子就会聚。我们见面像我就不会谈电影，林怀民绝对不会谈舞蹈，他就讲别的事，特别有意思，现在回想都是真的挺了不起的一种环境，因为这种滋养，要高度的文化艺术集中的地方才能发生，我觉得纽约会有，柏林或者巴黎会有，但巴黎（地理面积）太大了。
凹凸镜DOC：像竹林七贤的感觉。
焦雄屏：没到那么高的地步，但是是一种挺好的沙龙。像在巴黎的沙龙，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我们去看任何舞蹈表演或者戏剧表演，左邻右舍都是自己的朋友，我们有好电影他们也会支持，他们有好的表演或展览，我们都会去看，有些外国导演来，我会带他们去画家的家，会去带他们去看云门表演。
当年是文化艺术超级爆发的年代，现在回想是黄金年代，以前我自己深在里头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老懊恼说我怎么误掉了这个年代跟那个年代，如果我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去参加革命的人，还有嬉皮的年代，嬉皮运动也是没赶上，我就觉得他们那时候怎么那么伟大的时代我没有。可是事实上，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那年代里头，其实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凹凸镜DOC：想到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
焦雄屏：对，你就老觉得懊恼那个年代一定更好，那个年代的人说那个年代更好。
凹凸镜DOC：所以我们处的时代才是黄金时代？
焦雄屏：也不一定，要看你旁边有谁，如果旁边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说我在黄金中间？不可能。
焦雄屏简介：
著名电影学者、影评家、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电影评论人、电影制片人，金马奖评委会主席，人称“台湾电影教母”，一直是台湾年轻影人的幕后推手。
祖籍山西高平，生于台湾台北。1995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任《世界电影》编辑和《中国时报》记者。
1981年毕业于美国德州奥斯汀分校影视专业硕士学位。就读于UCLA博士班。1981年返台。任国立艺术学院专职讲师，为《中时晚报》撰稿及《联合报》专栏影评人。为台湾新电影作了理论上的论述与介绍。策划出版了《电影馆》丛书等，监制作品有《香港情怀》、《望乡》、《洞》、《十七岁的单车》等。
现任台湾电影中心主任、吉光电影公司董事长，并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1989年与邱戴安平合作创作电影剧本《阮玲玉》由关锦鹏执导搬上银幕。该片获第28届台湾金马奖评审团特别奖、第十二届香港金像最佳女主角奖等5项奖、第四十二届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等。
著有《焦雄屏看电影——台湾系列》、《焦雄屏看电影——好莱坞系列》、《香港电影风藐》等。与台湾新电影作家侯孝贤、杨德昌等有深交。（来自豆瓣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