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毛泽东时代消灭“地方主义”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

有消息显示,2010年广东启动100条城中村改造,五年内完成;而广州也要在2020年前完成52城中村的全面改造和86条城中村的综合整治。在如此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浪潮中,本地媒体的版面上并不缺乏“城中村改造,一村一策”、“广州规定改造城中村须经9成村民同意”这样的字眼。在这个巨无霸城市里,政府和村民一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探索:怎样的改造方式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或许我们应当庆幸,在广州,“城中村”还一直是我们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城市化的巨轮不至于将乡村悄无声息地吞没(相信在国内某些城市里或在城市化更早的阶段,这并不罕见),也意味着这当中有讨论和挣扎的空间,有讨论的空间就意味着有进步的空间。而纪录片《龙船》展现的是2001年年末到2004年间,练溪村被强制进行动迁改造的过程。这并非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改造案例:当时它是一个城郊村,仍未被城区包围,也就意味着农业还是其主要生产形式、人与土地的关系远比今天的城中村要紧密;它的改造起因于一个紧急政策——兴建广州大学城——以消化扩招后数以十万计的高中毕业生;这场动迁的时间比较早,并不在广州大规模城中村改造的行列中,这意味着政府、社会和村民都还没有积累足够多的乡村城市化改造经验。各种时空和人事上的不寻常因素,让练溪村的改造纠合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但与所有城中村改造大体一致的是时代的变迁大潮难以抵挡,此片记录下了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一方烙印。

要理解片中尝试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梳理清楚,此纪录片所呈现出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当然是在片中由各种各样的人、物、事中整体呈现的,但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每个人也都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对这个过程并不陌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无意识间将一些东西当作当然和合理。可能变迁得太多了,对变迁也麻木无反应。这部片是以练溪村的端午节划龙船习俗为切口,给我们呈现出它的变迁。

在变迁的过程中,时间是不断推进的,最能体现时间变动的,实际上是空间的性质产生变化。

很多人会概括说,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空间是从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不断靠拢。城市化当然是个主流,但是倘若仅仅以这三字概括又似乎仍嫌单薄不足。任何剧烈的短期变迁都不能避免用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去解释其运动趋势,但显然社会就是社会,世界就是世界,并不是完全以城市乡村划分的社会和世界,它还能有很多其它的面向和元素。笔者尝试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对子,来概括出影片所呈现出的这个急剧变迁的脉络,相信这样的尝试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的分布和特征。但必须注意的是,不同的对子之间,乃至一个对子相反的两极之间,都没有清晰的分野,变化是明显的,但并不是没有半分模糊和交缠。


乡村空间——城市空间

最能体现这种空间性质差异的,其实是影片拍摄者特意记录下的一些充斥某个空间或场景的声响:同样是在练溪村的龙舟池上,过去端午节前后响起的是老人们修船打船的锤子声和起船埋船的吆喝声、劳动号子声;而动迁改造后,不断回荡在龙舟池畔的是旅游团导游扩音器中的介绍声或景点的喇叭在播报节目表演的宣传。在江面上,龙船划过,那是龙船鼓劲的鼓声和整齐的号子声;巨大的货轮驶过,是轰隆的马达声。

这就是乡村的人,与城市的游客;这就是乡村的人与城市的机器。


传统——现代

我相信,这个对子的表现不需要我专门点出,它同样渗透在时代的每个角落、影片的每时每刻。因为本片选取的切口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节庆活动,因此这种古今对冲很是有力。而似乎所有的这一切,甚至包括“乡村——城市”的对子,都可以包括到这个框架当中,但是那就更没有多少意思了。与其把精力放在如何区分传统和现代,不如关注在如何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过程中去探索更好的生活,这正是本文的重点,在后面会尝试展开。


自然——人造

为什么会在端午节有划龙船的庆祝活动?我们往往只记得类似“纪念屈原”的那种教科书式的起源解释。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个季节恰好是农闲的时候,大家能够有时间来进行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无论是划龙船还是拜神,无论是用塘泥保存船身还是端午到兄弟村落探亲,所有的这些传统活动、乡村活动,都是根植于这片乡土,这片自然的土地。笔者并不是否认在传统形成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人为意志的施加和国家意识的塑造,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这个空间的一切,都与自然与土地高度融合在一起,难以切割。但是,把原有的村民撤走,使他们“一寸土地都没得耕”;将传统样式的民居和祠堂进行返修改造,将练溪村变成“岭南印象园”,将自然村落变成人造景点,这一切不得不说是将人与自然最大程度地分离。


有机——机械(人性化——程式化)

这两个对子,显然是在上一个对子的框架下派生出来的。当自然与人、人与人之间自然生发一些关系,那种行为和活动显得具有生命力和有机性,相反,倘若人为地塑造一些公式化、符号化的存在和行为,会显得不自然和机械。

当一群中年的村中男人赤裸着上身,下到龙舟池里去合力将龙船拖出来或将龙船埋下去,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自然的气息,这个气息很难让人分辨哪一部分是大自然的,哪一部分人类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分不开了。当村里人一起在祠堂里面切菜煮饭,一边骂着粗口相互开玩笑或者调侃着政府的政策,一边不停下手上的活儿。村落里的共同体是一个活生生的集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集体的关系都不是可以简单重复的。

当一个导游每天带着不同的旅游团成员来到这个景点,他每天都要拿着扩音器对一群面孔陌生的人介绍一遍这条村的简要历史,每天都要带他们走进霍氏大宗祠里面走一圈,每天都要甩着小旗子跟团员们说,我们几点在哪里哪里集中不能迟到;景点的扩音喇叭里,不断播报着节目表演的时间地点……生活每天如此周而复始,简单的机械化和程式化——旅游就如同是一门工业。

影片所展现的机械化、工业化还有更大的视野,那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大工厂流水线式生产。在开阔的江面上绵延的是永远在建、没有尽头的高架桥;在上千年的南海神庙旁的是冒着白烟的化工厂;练溪村所在的小谷围岛,被改造成足以容纳四十万人口的大学城,在成百上千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衬衫黑西裤红领带的学生拍拍毕业照时,不禁给人感觉一种产品成批出厂的错觉。

而当拍摄者经常将镜头定格在年轻村民聚焦的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上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条村子的人日后跟机器打交道更多还是跟人打交道更多。而到了前一种情况真的发生时,村子还成村子吗?龙船还会再被从水下挖起吗?


乡土——外来

除了导游和游客,更好笑的是当局和景点管理者搬来的诸如“抛绣球招亲”、“陆丰皮影戏”、“五华历史木偶戏”等等的外乡来的传统文化表演项目。本地历史悠久、鲜活丰满的划龙船传统熟视无睹,却搬来一些跟这片土地本没任何联系的东西。节目广告的宣传声在练溪村上空回让人哑然失笑。

练溪村的人被动迁到别的村落或小区,在别人的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同样从一个本地人变成外地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人住在这里,龙船埋在那里”更让人觉得不自在的事情了。

大规模的迁移流动和没有故乡,可能本身就是现代和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


集体——个体

划龙船的人会认为“龙船自己是有份的”。端午前,他们会一起起龙船、去水去泥、修龙船、上漆、装龙头;端午期间,要一起“采青”、“招景”、吃龙船饭、到兄弟村落探亲,端午后还要重新将龙船埋进龙舟池,又是一番一块儿使劲、吆喝,用泥和水保存“老龙”。每年龙舟活动都是由村里人捐钱支持的,谁捐了多少钱都用红纸登榜;起龙后是要轮流日夜守护龙船,以免受风浪摧袭。

但是,这些主要还是老的一代在用心,在努力。新的一代更多地把时间放在自己玩手机、玩电脑游戏,窝在家里干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下到池塘里、龙船上去为村里出一份力。

讽刺的是,政府主导的动迁改造,让练溪村民四散东西住到别的安置村或安置小区后,练溪村人似乎反而更加团结了,参与端午划龙船的人,出现了更多年轻的、稚嫩的面孔。但就如影片中某个年轻人说的:“我们又不会划,老的又划不动。”我们可以预见,已经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的练溪村人,会渐渐适应和融入他们新搬迁的地方的生活,一代一代的,练溪村的村庄认同和村庄内部活动将会越来越少。乃至他们最后都会成为广州这个大都会的一员,成为高楼大厦中的城市人,关起门来,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参与——观看

无论是龙舟池还是祖宗牌位,都保留了,但是每天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人却从一群本村村民转变为一群外乡的游客。无论是在龙舟池里起龙舟还是埋龙舟,村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一员;而面对祖宗牌位,各种仪式和心理都是建立在“我是这条村的一份子”这个前提之上的。

对于游客们来说,无论是龙舟池还是祖宗牌位,于他们而言都是“他者”,都是被观看的对象,都只是一些旅途中看到的符号和从导游那里接收到的信息。他们于这片土地和这些事物的关系都只是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


背景总说

相对“传统——现代”、“乡村——城市”的框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片土地已经从一个生活的空间转向一个消费的空间。本身自成一体的乡村,被卷进了现代流水线式生产消费的现代社会中。而农民被迫撤退,成为边缘人。

同样的空间,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声音,呈现不一样的社会质地、社会性质。

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城市的生活就是天经地义的好的生活吗?

但是,在真正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不得不对这个所谓的转型的背景进行一点补充。

这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还在进行。

关于具体的范围和程度,上文已经有所阐述,这里需要更加强调的是速度之快、过程之急剧。

从计划到建成,大学城用了三年时间,包括动迁、拆迁、修整、建设、设施完善等步骤,自然村落成为现代化校园。就像影片中“岭南印象园”里导游向游客介绍的:“这个龙舟池,旧时期,龙船就藏在龙舟池里。”仅仅三年前的事情,已经被看作是“旧时期”。旧时期到新时期、传统到现代,似乎中间的距离只有区区两三年。中国在急速城市化、现代化中的撕裂和阵痛暴露无遗。这个转型的高速,甚至快得让我们都没有来得及问一句:我们必须如此吗?转眼间就已经灰飞烟灭、尘埃落定了。或只能说,这次剧变的尘埃落下了,但下一次变化紧接而来,尘埃永远飞扬。



民间传统文化的问题

甘阳曾让学生去想,当下的民间宗教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意识,我们面对《龙船》这部纪录片,或许可以转问:民间传统文化的意义是什么?在探讨这个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有怎样的问题意识?

实际上,这不单纯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问题。既有意识形态上的,比如身份认同、精神信仰的问题;也有组织层面上的,比如基层社会行为主体、基层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网络等问题;也有体制层面的,传统的官民关系到现代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问题、官方教化、基层治理的问题等。

而《龙船》一片,集中讨论的显然是政府在这急剧的转型阶段,面对民间传统文化、传统乡村形态,所应该采取姿态和行动。练溪村的村民显然是不幸和失落的,因为在他们被动迁、村落被改造的过程中,政府似乎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充当起了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和人造化的代言人,乃至成为推动这些趋势的行动主体。

而在近年,地方政府却开始不断在官方层面上复兴地方文化。这是自毛泽东时代消灭“地方主义”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广东省内,自2011年起每年春季在广州市越秀区举办“广府庙会”,在官方举办的公共活动层面上,“广府”这样充满地方次文化色彩的提法还是首次出现(“广府”为广东省内三大民系之一,另外两支为客家和潮汕)。前不久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还特意到广东来参加梅州的客家文化艺术节,将省域内的次文化提升到这样的级别还是首次。诸如此类的活动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当中不乏政府的主导和扶持。

但是这背后政府的意识和目的似乎还稍显模糊和暧昧,如此这般支持地方传统文化到底是为了什么?背后的动机似乎应当更经得起推敲。

除此以外,在这种推动和主导的过程中,思路和方法还是十分重要的:如何根据具体时空文化条件来推动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生搬硬造、大拆大建。

在这个官与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当中,笔者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民间的社会肌理得到活化和梳理。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意识形态的斗争、政治运动的频繁让中国民间的社会肌理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后来三十年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破坏力甚至不比前者小。代表国家的基层管理组织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建立,但代表社会力量的民间文化、民间组织却没有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机会,而接下来的三十年,无疑就是让中国的社会的肌理得到新一轮整合、活化和梳理的时机。而这个过程,无疑也是中国政府、民间和社会进一步积累经验和资源,进一步成熟的过程。

影片拍摄者经常定格在这样一个画面:龙船头在水面下无言——基层社会面对国家力量,尽最大限度隐忍、承受,但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和磨砺,其活力还是会有,在适当的时候自然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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