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志|渡口编年:二十年三个下岗家庭的日常悲欢

郭熙志  04/05/2021


渡船从雾中缓缓而来,人们不知道开向何方。那是我对故乡,也是对中国未来的真实心境。

 

  故乡变成一个陌生人

  我的故乡在安徽铜陵市的长江南岸,是一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清代咸丰之后,长江中下游的盐务招商局所在地,人称“小上海”,是安徽省的“四大名镇”,即“安庆、芜湖、大通、蚌埠”之一,又是中国“四大佛教”胜地之一的九华山的“头天门”所在。

九华山头天门:大士阁

  故乡大通是长江上的一座码头城市,市民除了做买卖的,还有就是从事水上运输,运货和运客。集中于码头上的还有码头工人,我父亲就是码头工人。我在《渡口编年》里拍的下岗工人的工作单位,就是当年的“铜陵县轮船公司”所属的“大通渡口”。

  1998年,中国政府推进经济改革,在国有企业推进“股份制”改革,主张“国退民进”。在我的故乡安徽,有些地方甚至提出“要像土改一样推进股份制改革”,并且提出了在当年要完成企业股份化的百分之七十。当时,中国大约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下岗,涉及的家庭人口更是数以亿计。当街上的供销合作社变成卡拉OK和桑拿时,整个社会变得陌生。

  这年清明节,我回家探亲,大通渡口停渡了,几名未被渡口录用的老职工砸了渡船玻璃,掀翻了趸船跳板,渡口停渡了。

  望着滚滚江水,我想起父亲带我来对岸上班时的渡口,木制的帆船,湿漉漉的台阶,纷乱的脚,空气里还流动着炸油条的香油味。因为大通分二部分,居民有一大部分住在和悦老街,它在一个四面环水的洲上。渡口是来南岸的通道,是生活在岛上的孩子的一个重要生活场域,一个与外面世界连接的管道。我每天在这里等待父亲的到来,甚至会梦见长江水干涸了。

2001年-和悦洲渡口

  在这停渡的一刻,故乡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想知道,故乡还会陌生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在一个即将到来的社会变局里,我想观察“转型社会的人生和人心”。

  恰逢南巡后中国加入全球化,中国也迎来新闻语态改变的黄金十年。当时的口号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谓“用国际的新闻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也就是国家允许在《新闻联播》之外,以电视台的国际部推进纪录片的发展。一个“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在中央电视台成为炙手可热的栏目,每天都有几亿人在看。于是就有我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渡口》。

  转型社会中的人生与人心

  《渡口》,讲述了我的故乡三个下岗家庭二个月的下岗生活。我拍渡口是拍很近的事,“正在发生的事”,在同行看来,我的《渡口》只能算新闻。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对“是什么”已经不在乎了。我也不是要“讲故事”,我要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所以我选了三家,一个夫妇俩都在渡口,都遭遇下岗的周朝阳家,一个原来是渡口的队长陶礼贵家,一个即将承包渡口的贺国平一家。

  

上:1998年-周家下岗 下:1998年-陶家下岗
2001年-贺国平掌舵

  因为是邻居和远房亲戚,所以我一开始介入的身份就不是电视台记者。在我的记忆里,周朝阳家就在渡口边上,少年时很早就不上学了,最后顶替父亲在渡口工作。陶礼贵是我二嫂家的堂哥,他在渡口工作认真,嗓门特大,人称“陶队长”。印象最深的是承包人贺国平,他家和我家隔不远,他是我二姐同学。我后来知道他懂得不少古诗词,可我小时候的印象是他是个混社会的。冬天下雪时,他会去长江里冬泳,一个红色的三角裤在渡船顶上,像个抛物线一样抛向江面,用我老家的话讲,叫“屌烧”,就是显摆的意思。

2001年-贺国平在长江洗澡

  因为推行股份制而导致渡口老职工全部下岗,贺国平承包后,启用了渡口老职工部分成员,周朝阳夫妇都没能在承包中上岗,在县里做小工,挑煤球,卖米,摆小船维生,而老队长陶礼贵也告别了渡口,到县城里开了个卖小吃的排档,而他们先前所在的轮船公司也宣告破产。

1999年-周朝阳夫妇下岗后摆渡维生

  在拍摄的初始阶段,常有拿不到工资的老职工去县政府和轮船公司闹事,而周家和陶家只能靠去江边摘野菜卖钱。陶礼贵搬家的那天,前来搬家的舅说开店压力大,陶妻说蹲下去也“死路一条”。在开满鲜花的岸边,陶礼贵仿佛喃喃自语:“市场经济这东西……”贺国平承包渡口开业那天,他的趸船被人在夜里泼了一桶粪,在一边洗衣服的周朝阳妻子语气里带着嘲讽,说:“拍他们发财的,做楼房,安电话。”

1998年-下岗职工到轮船公司“闹事”

  短片《渡口》的结尾,是在这桶大粪之后,一场意外而起的江雾让渡口恍若幻境,美轮美奂。渡船从雾中缓缓而来,人们不知道开向何方。那是我对故乡,也是对中国未来的真实心境。

1998年-江雾中远去的渡船

  《渡口》拍了二个月之后,怎么又变成了二十年的拍摄?

  我在拍完《渡口》之后,又拍了一部关于故乡被强拆的纪录片《迁镇》,之后调动到深圳电视台。但走之前,有二件渡口重要的事又把我拉回拍摄。一件是贺国平拖欠承包金。1999年的6月某天,我突然接到轮船公司经理的电话,要求我们追踪报道,试图用我的电视台摄像机迫使贺国平交出承包金。

1999年-安徽大通古镇淹水

  另一件事是,一个下午,我的电视台同事张国平来告诉我,他听老家菜民讲,周朝阳夫妇昨晚落水死了。我们进周家的时候已经黄昏,一件奇怪的事是进门后磁带没了图像,洗出来后发现影像也偏色了。周朝阳大姐的一句话现在还深深地刺伤着我——“我弟弟就是被你们拍死的。”

2001年-周朝阳儿子:周鑫(王世全/摄)

  周朝阳夫妇的死,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最先发现的是他们的船发动机开着,在江中转,近去一看,二人都不见了,只有船舷上的泥有滑下去的暗示,前后都干干净净。

1999年-周家遇难小舟

  周家祖孙三代都在渡口,周朝阳下岗后靠一条小铁船在夜里摆渡、卖煤球和卖米三类小生意度日,半年之后,人就瘦得颧骨突出。他还常常与贺国平及渡口其他小船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一次冲突中,周朝阳的睾丸险遭横刺而来的船叉袭击。贺国平承包后,围着贺国平渡口的有十几条私人小船,在贺国平夜里停船后开始摆人。一开始大家还定了些规矩,后来因为周朝阳家临近渡口,渡船方便,一般人都找他,因此,早有人怀恨在心了。出事那天,周朝阳和其他两条小船船主吵过架,而船上的那块泥,有人怀疑是人为丢上去的。

1999年-下岗后的周朝阳

  我1999年底调到深圳电视台,这以后,我每年会回老家三四次,每次在十天或半月左右,各种假期都用来拍这部片子,我将它改名为《渡口编年》,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我觉得它值得折腾一辈子。

周家:

一条街道的死亡与一个孩子的成长

周家海报

  周朝阳夫妇死后,代他们抚养儿子的大哥也因贪污了一万元下岗职工的慰问金,坐了一年牢。人为财死,他入狱的原因几乎和他弟弟的死一样。

2005年-周鑫大伯父入狱

  周朝阳夫妇的死,影响最大的是儿子周鑫。在他的父母去世的开始,他和我的关系是有距离的,虽然我牵着他的手,但当我问他对父母的印象时,他本能的咳嗽、低头、回避。几年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松弛,因为我每次回来会不知深浅地带几本马尔克斯、卡佛的书给他。

2001年-郭熙志导演和周鑫

  在镜头里,他最动人的时候往往是像动物一样在野地里放风筝、打架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父母死亡的江边,他自言自语的说地唱起《老鼠爱大米》,这首流行歌和当时风沙吹过的场景,让我五味杂陈。接着我们去了他家的老房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但还有两棵树。周鑫说,那是我爸爸种的,有人要买,爷爷不让卖。

2006年-周鑫在江边唱《老鼠爱大米》

  进入职高后,周鑫学了模具,他所在的班上课时候就像个大茶馆。他自己也进入了个性放飞的时代。只有读到成绩单上“你这样是触及法律边缘……”的评语时,我才知道他会遇到麻烦。不久,因为酒后烧了课桌,学校要求家长领回周鑫。

2007年-周鑫课堂“茶馆”气氛

  毕业后,周鑫去了奇瑞,又回来不断在餐桌做服务生、厨子,在我的帮助下去了新疆当兵。在去新疆的路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叔叔,好多人写申请后悔当兵,我也想回家了。”

  一阵折腾,直到他遇到他现在的贤妻。因为看过二本书,考试只考语文,他在与大学生的竞争中获胜,成为了一名城管。我去看他,几杯酒后,他说了真话:中秋节相约定亲,但他没有这个勇气。

2007年-周鑫在奇瑞
2009年-周鑫当厨子

  转眼周鑫做了父亲,他让我给孩子取名。我说你想清楚你夫人的意见。等我们赶到医院时,周鑫的夫人已经给孩子取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周鑫在旁边喃喃提醒,“名字难写,一辈子的事哟,孩子将来会怪你的哦”,周夫人大笔一挥,掀开了人生另一页。周鑫气喘吁吁把夫人抱上楼,对着镜头说:在我们家,我还是做得了主的。

  我看着周鑫长大,我能看出周朝阳夫妇的过早死亡,对周鑫的影响。

2017年-周鑫夫人给大女儿取名

陶家:

谆谆教诲的父亲和两个嗜赌的儿子

陶家海报(刘庆元/设计)

  前年六月,我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陶礼贵因患直肠癌病逝。

  陶家离开渡口后,在县城开的店突然发了,因为有钱人喜欢吃我们长江里的江鲜,老鳖螃蟹和河豚。陶礼贵的大儿子开始戴上金项链,开上车,从大排档开到大饭店,甚至有了一段婚外恋。但不久,因为好赌,一夜输光。他父亲也指责他,但我很想为他说两句话,其实,饭店是他一勺子一勺子撑起来的。但他与这个世界的通道是堵的,妻子甚至为他借钱给弟弟跟他吵了好几年,除了下象棋,能有话说的只有这几个赌友。

上:1998年-陶家饭店 下:2007年-陶家饭店开张

  陶家同我真正关系好的是小儿子陶军。我还记得他还非常时髦地烫着一卷黄发,带着女友幸福回家过年的时光,他们共同逗着哥哥的孩子,像美满的一家。但相处七年后,他们分手了。陶军去了深圳,在路上只要看到背影像女友的,他就会跟随很长一段。

2003年-陶军和女朋友

  他算个开朗的人,深圳、广州、浙江到处讨生活,开车。但突然有一天,他什么也不干了,回家,也断了跟我联系。他父亲说,这半年他只干了一件事,钓鱼。

2015年-陶军在深圳阔太送货

贺家:

民间圣人与草的生长

贺家海报

崛起的城市与静止的厨房

  在二十年的拍摄中,空间的对比在贺家特别明显。故乡铜陵市因为在铜加工方面从所谓资源型转型加工型成功,在WTO之后,也加入伦敦金融期货交易,而原材料则从智利、澳洲源源而来,全城最小的地方级成了安徽省人均GDP第一的城市。老房子在拆,各种欧美式的建筑不断兴建。2002年,肯德基进入这座小城,随后是类似外滩的“江南文化园”,“意大利风情一条街”之类,虽然是五线城市,人们醉醺醺地有种一线城市的感觉。

2008年-铜陵市

  而因欠承包金被法院从渡口赶走的贺国平,属于他的空间,是不足四平的厨房。

  贺国平回家后,妻子徐金兰买了辆货车拉货,这个起点要比同是轮船公司的下岗职工高一点,其他人开一种三轮车,当地叫“雅机”的,而贺国平负责一家三口的三餐,成了“男主内”。

上:2001年-贺妻,徐金兰 下:2002年-贺国平

  贺国平住的房子,是典型县城职工宿舍,原来可能是做水泥预制板或者胶化制品的,早就废弃了。我注意到厂区的一幢楼,上面写着“厂区联防治大队”几个字,我每次路过都拍下,春夏秋冬。与主中心的大开大合的欧美建筑的“现代化想象”比,这里的二十年是静止的

上:贺国平附近的厂区 下:贺国平的厨房

  从渡口回家,他在两个时刻非常投入。一个是打牌:他劝诫玩游戏的儿子说,“你妈妈打牌不是玩,是挣钱”。另一个是做饭的投入。直到他去世,我拍了他十几年在做饭。煎饼时,他的动作与神情,让我想起意大利玻璃工匠在玻璃成形的一刻,他像控制并塑造完美器形的玻璃工匠那样,煎制着饼子,而不足四平的厨房,在盛夏的温度可以想象。

2008年-贺国平煎饼

贺国平的内心世界

  在陪伴贺国平烧饭的漫长时间里,他跟我表达最多的有三个话题,一是“要疯了”,二是“要出去”,三是初恋。他说他怕见到熟人,怕出门。我想他一直是个传奇,不输任何人。他说他不敢班门弄斧,但对古典诗词,中外名著的了解不输一般文化人。平时聚会,我常见他“莫笑农家腊酒浑”之类的引用,我是觉得他身上有诗的气味,虽然他是水手出生。他说他八十年代也读了很多书,也想成为科学家作家,如果在战争年代,也想成为雄师百万的将军,但现在只能待在厨房里,所以他说,“你看上去我还正常,其实我已经心理变态了”。所以,他“要出去”,我知道,他想去深圳。往南,在那个时代是“解放”,“出去!不管是挣钱或不挣钱,总之不想老死在家里。”

2003年-贺国平

  在厨房,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跟我谈初恋。这不是采访,是倾听。这里有某种节制,这种不跟家人说的话题,他也是不会轻易触碰的。我记得第一次是这样谈起的。他说有次同学聚会,他的初恋去了,他没去,酒酣耳热之际,他的一位当了市政协委员的同学故意“雀薄”,我们老家方言“刻薄”的意思,突然问道:“大国平最近怎么样呀?”显然是说给他的初恋听的。贺国平说他不知道初恋听到这话,会想些什么。这样的尴尬由一个“成功”的同学用戏耍的方式挑起,其实在不断地提醒贺国平的“失败”。

2003年-贺国平

  如此刻骨铭心的初恋,对于家庭生活相当默契的中年男人来说,是初次的无可替代,还是人对完美的无止境,我想不清楚。但我心怀敬意,我看到我的已进入中年的女同学,他们仍有难以释怀的“少女情怀”,我会“雀薄”地提醒,但内心也是充满敬意的,至少他们比我“有爱”,而我只爱酒了。

看见草的生长

  那么,二十年的拍摄又有什么不同于二个月的拍摄呢?我想说:我看到了草的生长。

  贺奂从一个贪玩的少年,在父亲要接管的渡口悬梯上蹿下跳,到在画室里和一个女孩子谈论男女朋友,再到二十七岁,微发福时感慨“过去我们只要打一架,小姑娘就跟着走。现在小姑娘跟有钱人走了。现在谈个恋爱,跟人家在茶楼坐下,人家都讲‘啊,你怎么长得这么胖!’”。贺奂由一棵受欢迎的“青草”变成一棵油腻的“壮草”了。

上:1999年贺奂 下: 2006年-贺奂在画室
2013年-贺奂

  “一岁一枯荣”,有草长就有草落。开业中,跳板被长江激流冲走,贺国平敏捷入水,劈波斩浪,逆流将跳板救回;打牌时,贺国平像杀伐独断的将军,他很少输,但对打错牌的妻子一失平日温柔,破口大骂,仿佛魔鬼附身,换了一个人;

1999年-贺国平救跳板

  2012年,他突然因为癌症开了一刀,人瘦得不认识了。这一年的12月4日,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这一刻我脑子里出现最多的是画面是他照顾他老年痴呆的岳父,我闻到他家院子里尿的气息。在医院,在院子里板凳上,在床上。

上:2001年-贺国平 下:2011年-贺国平

  我愤青,现在是老年愤青。我特别讨厌《镜花缘》里“君子国”做人的方式,所谓周全,我想批判国民性的话,除了批判阿Q,更要批判“君子国”。而贺国平是真君子,是我人性的导师,我做不到他做的,我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在他身上没有断,我称之为“民间圣人”。其实,一百年来,中国的精神虽历经折腾与破坏,但没有死,在民间,在日常。

  岳父得了老年痴呆之后,经常在院子里随地大小便,贺国平清洗不断。岳父住院期间,贺国平日夜看护,烧饭喂饭。妻子的大姐说,“家里人都做不到”。贺国平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背着外婆去看病的背影,让我从对伪道德批判转向对真道德的敬重。

贺国平照顾岳父

  贺国平既刻骨铭心于初恋,又担心儿子谈太多恋爱伤及无辜。他死了他要把骨灰洒进渡口的江水。他是个“失败”的英雄,带着某种决绝,带着某种孤愤。

  在拍这些下岗工人的二十年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下岗,理由可能就是“君子国”里人人痛恨的所谓“个性”吧。某种意义上,拍他们成了拍我自己,过去式要变成正在进行时。由于多年的喝酒,精神日趋灰暗,但常常因为贺国平这样的人的光芒,给我的工作带来回馈。很自然的,我们都不断处于困境,但就像《圣经》上的那句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贺国平临死前要回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他妻子徐金兰大姐说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这样的话,我记得作家丁玲在北大荒劳改的一次病中,她老公说的。丁玲在回忆录里写道:这句话就像一只手,把要沉底的我的身体托起,我得救了。

长江

故乡:生——死——渡

  源头诸多,研究生毕业去铜陵电视台,于是与贺国平、陶礼贵、周朝阳做朋友,但三人已死,我的镜头是诅咒。

  离开故乡之后,拍摄变成一年四五次的返乡记录。二十年里,除了和这三个家庭的老少相处,我在故乡的各种空间中行走,穿梭于故乡的老街,老屋,理发店,菜市,渡口等等。在用直接电影的方式完成三家的记录之后,我也试图以私影像和更加实验的方式,呈现故乡的变迁。

渡口编年·故乡

  故乡由“生”、“死”、“渡”三部分构成,“生”是一条街道生活方式的呈现;“死”是一条街道的死亡与重建;“渡”是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

渡口编年·故乡

  最初的拍摄动机是“转型期的人生和人心”。在一个大家都下岗的危机时刻,对事件的记录就是对人心的记录,而时间让人生绵延。如果说一开始的观察方式主要是社会学的,那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对“人的状态”有了兴趣,这是一次改变。

  实际上,这二十年“拍什么”没有变,而“怎么拍”一直在变。本世纪初,大量类似我的直接电影出现后,我对自己的方式产生疑惑。又过了五六年,在思考“怎么拍”时,我开始反思直接电影,对电影新的可能也有些琢磨,开始对诸如私影像、家庭影像、散文电影与论文电影有了开放的态度,但要形成自觉的方法尚需时日。一方面,我对生硬维新保持距离,但同时,我相信来自内部的革命更有意义。

渡口编年·故乡

  这部拍摄二十年,剪辑了六年的,关于故乡三个下岗工人家庭的纪录片,由周家、贺家、陶家以及故乡四部分构成。通过四部分组成,我所想传达的是中国近二十年私有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