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纪录片上线,《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


这两天有一部纪录片老片让影迷朋友欣喜不已。是枝裕和拍摄的《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突然上线了。

1993年,侯孝贤的新片《戏梦人生》要在日本上映,由富士电视台发行。为了宣传推广,富士台电影部想拍一部侯孝贤的纪录片,便邀请长期合作的是枝参与。是枝当即接下了拍摄任务,并提出要一起采访杨德昌的想法,于是便有了《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与杨德昌》。

是枝这样回忆起当年的采访经历——杨德昌的办公室非常现代,播放着歌剧唱片;侯孝贤工作的地方则是陈旧的日式民居,有位老伯正在炒菜做饭。

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生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完全不同,是枝认为这是影响两人创作的重要因素。在他眼中,侯孝贤非常中国,是一个很有中国人生活习惯和思想的人,从他的谈吐可以感觉到——果然是东方人啊;杨德昌则很西化,走美式路线,包括公司组织模式,对员工的教育方式,都有种很大都会的感觉,他甚至认为,如果杨德昌多活十年,说不定就在美国拍电影了。

当是枝问到他们想拍怎样的电影时,侯孝贤说他想借拍电影来省思何谓中国人,杨德昌则是列举了各种类型——惊悚片、喜剧片、悬疑片等。

在是枝看来,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是讲述时代的电影,虽然手法完全不同,但有种他们站在相同观点上,背靠背看着不同世界的感觉。

由于电视节目时长所限,是枝并没有企图通过采访把两位导演的电影理念传递给观众,反而加入了很多看似与主题无关的镜头。比如,杨德昌的办公室就像科技公司一样明亮简洁,他大部分工作在电脑上完成,休息的时候也在玩Windows的接龙;侯孝贤却爱在工作室里和员工一起抽烟、喝茶、吃饭、聊天。

拍了这部纪录片后,是枝裕和受到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启发和鼓励,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幻之光》。侯孝贤还把自己合作多次的音乐人陈明章介绍给是枝裕和,为《幻之光》配乐。

2020年,侯孝贤获得金马终身成就奖,金棕榈得主的是枝裕和来回隔离近一个月,为偶像担纲颁奖引言人。在这之前,侯孝贤和摄影大师李屏宾,还带着是枝裕和重回九份十份,去《恋恋风尘》中的场景打卡。

颁奖典礼上,是枝裕和说:

当金马影展联络并且询问我,否能担任献奖这个十分光荣的角色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能站在这里,我隔离了两周,但就算是隔离四周,我想我也会很开心地接受。

我第一次见到侯导,已经是27年前的事了。我在20多岁时,与侯导的电影相遇,因为如此,我意识到这里也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对台湾及台湾电影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也爱上了这里。

之后,见到了侯导本人,被他的个人魅力深深吸引,也想与他更靠近一些,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当然,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其中一位儿子。

我想,世界上应该有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是侯导的粉丝,是他电影的影迷,被他的笑容及作品所激励着。

我今天仅代表他的徒子徒孙们,站在这里。

我并不打算独享这份喜悦,今天有幸同聚于此的人士,以及不在这的人士,都请你们互相分享这份喜悦吧。

以下附一篇侯孝贤获得金马终身成就奖后,Louis Hothothot写的一篇文章。

侯孝贤:亚洲电影的“父亲”

文丨Louis Hothothot

11月21日,侯孝贤获得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这或许可以说是整个2020年的华语电影界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作为颁奖开场嘉宾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其中一位儿子。我想,世界上应该有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是侯导的粉丝……我今天仅代表他的孩子们,站在这里。”这番话显然是引起了诸多的共鸣,随后,李屏宾也在台上,指着一众伙伴们说:“侯导不是只有是枝导演一个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们。”

《风柜来的人》剧照

侯孝贤一生传奇,1947年,他生于广东;1948年,他随家(教育世家)迁徙台湾;青春年华浪迹于台湾庙街;成年之后,侯孝贤入职新影厂,拍摄了一系列卖座但矫情的琼瑶爱情剧。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戒严风气的退却,台湾社会重焕民间活力,侯孝贤和杨德昌一举掀起台湾新电影运动,一改矫情的本土电影风潮,为台湾电影奠定深沉的思考和写实的风格。1989年,侯孝贤的代表作《悲情城市》,不仅确立其电影大师的地位,更是使得华语电影第一次获得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首奖。

侯孝贤一生辗转于多种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大陆文化、台湾原住民文化、外省人文化、欧美主导的国际消费主义文化等)之间,更是在作品中屡次处理文化冲突的主题。比如,《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中,都塑造了的农村孩子在大城市社会中的脆弱迷茫;《童年往事》中有“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悲情城市》更是将大时代变革下不同的乡土族群之间的纷争,描绘的残忍又荒谬。

《恋恋风尘》剧照

侯孝贤的电影中的政治隐喻,一直都是其广受追捧、模仿和解读的电影元素。比如,在《恋恋风尘》这部青春片中,还夹杂了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是男主角在服兵役的时候,遇到了大陆逃难的渔民,虽然大家在政治归属上势不两立,但是情感上却不知道为何视彼此为亲人——这种心态,或许也代表了很多台湾人若即若离、难以言说的思乡之情吧!当渔民们离开的时候,所有的战士送出了自己最珍贵的礼物给他们,而后,在幽暗的海岸线上,目送他们的小船驶向海峡对岸……

其中,男主角送给大陆难民的礼物,是一个打火机,这个礼物是自己父亲在他当兵前夕,送给他的礼物。这个设定极为巧妙,一个打火机,连接了父亲和儿子,大陆和台湾的渊源关系。

另外,“缺席的父亲”和“伤残的父亲”,也是侯孝贤一而再、再而三使用的元素。

侯孝贤这一代台湾人,在蒋家父子执政的父权社会中,经历过家庭的裂变和伤痛(尤其是男性成员的创伤),还有父权社会转型所带给家庭的历史性阵痛——这一主题的研究,由侯孝贤开启,直到今天,仍然是台湾电影人的重要主题,如《阳光普照》等台湾新电影。

1983年,第一部具有侯氏艺术风格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完成,电影中的父亲已经中风很多年了;儿子照顾父亲,但是从来无法沟通。《恋恋风尘》中,父亲在儿子幼年时期便因矿区事故而导致伤残,在平日里,父子之间的沟通便极为有限。甚至,在儿子当兵走的时候,这个伤残的父亲熟睡未醒;儿子归来的时候,父亲又是不知踪迹。还有《童年往事》中的父亲(著名武侠演员田丰主演),干脆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便早早死去;甚至,在未去世之前也是长期身患肺结核;因此,父亲和孩子们保持着距离,孩子对父亲保持着心理上的敬畏和精神上的缺失。

“伤残的父亲”和“缺席的父亲”,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故事设计中,侯孝贤轻描淡写、但是又毫发千钧地表达出台湾社会的转型和父权的衰落。

伟大的艺术家洞察并揭示出历史的隐痛!

侯孝贤艺术上的成就,带给后人启发。记得韩国名导李沧东第一次看侯孝贤的电影的时候惊呆了,他暗想:“这个遥远的台湾人,怎么能知道我的秘密?”同样在创作精神上深受侯孝贤影响的亚洲领袖们还包括,贾樟柯(中国第六代旗手)、万马才旦(藏地新浪潮领袖)等。

但是,侯孝贤被后辈尊为“父亲”,还不仅仅归功于他的艺术成就,还包括他对后辈的提携。是枝裕和拍完第一部剧情片获得侯孝贤的建议,最后电影在威尼斯获奖;当红的台湾导演钮承泽曾是侯孝贤的演员;缅甸名导赵德胤来自侯孝贤主持的金马学院;同辈的张艺谋也曾拜侯孝贤所助,从而获得《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资金;纪录片导演黄惠侦《日常对话》获得侯的制片,最后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

可以说,侯孝贤在创作、制作、教学等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中,都最大力度地帮助电影工业。这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父亲,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中,从未缺席。

文章部分内容来自“映画台湾”《纪念台湾新电影40年,出大招了!》,“高冷门诊部”《是枝裕和镜头下的侯孝贤与杨德昌》和FT中文网《侯孝贤:亚洲电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