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都被“抖音”控制，没了精神自我
校影FilmCircles 02/05/2021
我不想都被“抖音”控制，没了精神自我
影 片 简 介
故事的主角退学回到故乡，却对于直播/抖音为代表的通俗文化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感到不适应。本想要回到熟悉的故乡寻找认同感，但却发现故乡已经不再与过去一样。故乡的社会氛围以及自己的记忆都已经物是人非。而唯一能找到的相似之处，是故乡的河流，一直流动着的河流却保持了原有的一致性。
“当代的大众文化是一种讨好消费者的假体文明，他最终会残害人类的精神自我，我之前是这样认为的。”
导 演 阐 述
创作初衷：
影片的创作初衷起始于我对于我的故乡和大众文化的思考。
故乡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小城，这些年来因为当代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它的表层展现出奇异的变化。这种不断的扩张使留存在此的人们忙碌于对于生存的追逐，而抛弃了大众的精神世界，导致了对于生命本身的迷茫。消费主义带动下的大众文化蔓延开来。
人们在夜晚的江畔捧着手机聚精会神，不假思索地接受着无穷无尽的未经自身思考的观点。
观点的多元化本是一件好事，但这些为了传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观点为观者提供的却是关于暴力的刺激与性暗示。后现代主义进程下的大众文化本意是使更多的“他者”获得说话的权利，并且都存在着被听见的可能性，然而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种种算法统治下，假借着为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实际却形成了一道坚固的知识的屏障。
与此同时，政治的不断介入，在未可知的勾结之下，大众的观念便被所谓的大众文化无情地绑架。
反思大众文化这一名词，可以看出强烈的阶级性，这是属于大众的文化，是与属于知识分子阶级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大众文化逐渐变得娱乐化，视听娱乐大众化转移着人们的注意力，使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接受自己的境遇，减少阶层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大众文化使阶级固化得以潜移默化地实现。
拍摄趣闻：
本来打算今年一月份开始拍，一切都准备好了，但疫情来了嘛，就一直拖到五六月份，就是想着一定要在毕业之前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们就违背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十几个人溜出学校，去另外一个地方住了四五天，把这个片子集中拍完了。
我的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我在疫情之前找到他们的时候本来他们还是一对情侣的，但是准备开拍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了（笑），但没有办法了，就非常尴尬。
现场倒也没有非常令人不适。
结果拍了两三天这对情侣又复合了。
拍摄杂谈：
厦门这边实在是太热了…只能抢着傍晚和早上的一些时间去拍外景，白天就去拍一些内景。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六月份的时候拍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蝉鸣声是如此令人（尤其是录音老师）不适，我们就只能硬拍嘛。只能等蝉休息的时候拍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全都用同期声来制作嘛，因为那种感觉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种环境在那个当下真实发生的东西是无法被后期声音所替代的。所以我没有让后期演员来配音。
整个福建还没有成熟的电影制作体系，没有大的电影公司和演员群体，所以我拍片就只能找我的朋友们，基本上就是和完全非职业的演员来合作了，所有的演员都是真实的他自己。
我会根据他们的状态，他们的逻辑去协调、修改我之前写好的台词。
他们的个人经验会最大程度地与剧本结合，所以很多表演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体验，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唯一的指南就是我们共同对于这个人物的认同，所有的表演都是即兴表演。
在桌子上聊天那一段的时候我让他们喝了很多酒，那种状态就是很合理，很真实的。
但那一段我在之后回顾的时候，对于影片整体而言那一段可能有一点脱离，男主角有一些无病呻吟，观众可能就不知道男主角所经历的事情，这是即兴表演的好处与坏处吧我觉得。
至少他们都是合理的。
台湾与内地电影环境氛围的不同：
厦门是一个慢慢有电影的感觉的城市，但是他暂时来说只是一个取景地，一个承办电影节活动的场所，好像对于其自身的电影创作而言他没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至少在福建是没有电影相关的学校来培养电影导演的，而且福建的电影人基本也不愿意在福建拍片。
我在台湾艺术大学交流过半年，我很喜欢在那边学习的氛围，至少在台北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创作的氛围。但在厦门我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所以厦门还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
台湾和内地的学术交流仅仅存在了十年而已嘛。
我在台湾那边可以参加非常多的电影节，很多电影节都是非常平民的，即便是金马奖买票也很方便。
在台湾拍电影的话可以申请辅导金，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都会给没有经验和成熟作品的学生提供机会。只要你筛选剧本的关过了，他们就会给你提供一些资源，比如演员资源，让你去拍片。
而且在台北拍片有非常多很厉害的演员会以非常低的价格来参与到学生剧组当中，他们很愿意帮助青年导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双溪方向》剧组杀青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