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贝侬》导演手记
黄豆 21/03/2022
《我是贝侬》导演手记
在广西，大约有一千四百万个被划归为壮族的人。
农历三月三，是壮族最重要的节日。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完成了《我是贝侬》的全部拍摄。一年后，当耳边再次响起山歌，周围再次布满民族节日装饰时，我不禁又问自己：“我是壮族人，但我是贝侬吗？”
缘起
两年前，我对少数民族文化并不感兴趣。壮族这个身份于我来说，仅仅只是身份证上的标识。从小生活在南宁的我，感受不到壮族和汉族的太大差别，相比于民族对立，这是格外和谐的景象，但从文化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遗憾。
大三的时候，我有机会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学习。和当地许多华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民族性格或许已经根植于我们的血液中。从住宅装饰，饮食习惯，到家庭观念，人情交往……长期外文化的环境，并未改变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某些特点。
这段经历让开始渴望去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一份归属感。我相信着在自己身上一定留着壮族的特点，或许只是太过习惯而没有意识。
拍摄纪录片对我而言，是一个不断探索新事物的过程。相比于静默地观察，我更期待在创作的过程中，纪录片对拍摄者也能产生影响。于是“参与”和“反观”成为我创作时的倾向。
寻找民族根源，还是寻找民族符号？
影片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在广西，大约有一千四百万个被划归为壮族的人”。我所说的“划归”暗示着许多壮族人身份上的被动分类，以及情感上的疏离。
在创作《我是贝侬》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壮族创立的由来，固然也不明白自己缺少壮族认同的原因。我将自己的认同族缺失，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社会中传统文化的衰落，抑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人被“汉化”的结果。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
美国学者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书中提到：“在共产党执政前，壮族并没有融入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事实上，那些今天归类为‘壮族’的，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位置相邻、语言一致而进行分类的。通过创造壮族范畴，中央政府希望弱化这些地方纽带，并开始建立对更大集体的忠诚。一旦小地方群体接受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受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就希望壮族能够与更广大的民族—国家直接相连。”
于是，许多人将壮族成为“政治产物”，壮族人缺乏其他少数民族那种长期的民族历史沉淀。
《我是贝侬》中有许多壮族符号：山歌、壮锦、五色糯米饭……恍然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在利用“寻找民族符号”作为“寻找民族认同”的途径。这也恰反映了，许多壮族人的民族认同，是在行政指导下的民族节日活动和民族符号构建中所形成的。
那些人，那些事
我喜欢用电影眼睛去观察世界，因为总是会有超越表面的发现。
我原以为，山歌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但远未想到山歌与老一辈壮族人的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有人说，“政治是男人永恒的浪漫”。
这位村民爷爷喜欢评论时事和民生，虽然歌词写得简单粗浅，让人忍俊不禁。但在广西这个偏远的农村里，有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用山歌发表“政见”，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实在令我感动。
广西女子监狱里有个百人山歌队，是由狱警和服刑人员共同组成的。很可惜，这组人物并未用在成片中。
当我沿着监狱外墙走，即使是在烈日底下，也会有种冰冷的压抑感袭来。那一堵高墙，厚重，附着铁丝，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监狱里时常举办些文艺活动。那次晚会上，当狱友们表演完所有节目后，便起哄让狱长唱歌。一首广西山歌《迎客歌》，激起了台下的热烈反响，于是大家便萌生起了组建这支特殊的山歌队的想法。
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与监狱高墙的冰冷产生了鲜明的反差。
后来一个狱警告诉我：“这个百人歌队里很多重型犯，杀人、诈骗、贩毒等等。”我确实被吓到了。这些服刑人员人，应该有不少壮族人，他们可能在农村长大，在田里唱着山歌。他们误入歧途，多少无奈，多少懊悔。
但山歌是壮族人骨子里的快乐，即使在监狱里，也为他们照进了一道与美好相连的光。
拍摄过程中，我喜欢找小孩子聊天，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村里的小孩一般由爷爷奶奶带着带大，即使经常被拉去歌圩歌，也只是半懂不懂地听着，并不喜欢。
老一辈在山歌中获得的乐趣，他们无法体会。这是一种文化的无奈，但也是必然。在这个充斥着流行音乐的时代，很难让年轻人喜欢上老一辈在山里的耕作时哼唱的曲调。毕竟山歌出现在一个娱乐匮乏的年代，是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消遣。
“我有可能成为贝侬吗？”
我曾以为，在和乡下壮族人交流的过程中，我能渐渐地融入这个民族，会成为身上带有泥土气息的真壮族人。但拍摄的一年后，我并没有如预期所想，仍然不会壮话，不会山歌，甚至与壮族同胞的交流时需要翻译。
我曾无数次怀疑自己的最初的想法，那种根植于血液中的民族性格或许并不存在。
拍摄时，我不停地反问自己：“什么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是个壮族人？”
是我穿上最传统的壮服的时候吗？
是我鹦鹉学舌地学唱山歌的时候吗？
是我假模假样地跟农民耕田的时候吗？
就连团队中的摄影师都说：“你好像是在扮演一个壮族人。”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
随着拍摄的推进，曾经自己口中的“他们壮族人”变成了“我们壮族人”。
不自觉地，
在拍摄长桌龙川长桌宴时，我自然而然地向团队成员介绍：“这是我们壮族的五色糯米饭，我们壮族人就是爱吃糍粑，你一定要尝尝！”
在田埂旁，我随口便说起：“我们广西多山，我们一般种些水稻，甘蔗…”
在闲聊时，总骄傲地和其他人说：“我的祖先叫布洛陀，我们是骆越民族的后代……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民族认同吧！原来，这趟旅程并不是在找回民族印记，而是一个建立民族认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