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到底有没有出路？
豆瓣/艾小柯 28/04/2021
中国农民到底有没有出路？
老农在昏暗的土房里对着镜头讲述辛苦一年如何入不敷出，而我们的思路，也如同一柄收起的伞，终于回到伞尖上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农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比较客观但易流于冗长沉闷的“第三只眼”纪录片和偏激但有趣的填鸭式论文纪录片，我个人倒是很希望能够寻求到一种将“第三只眼”与填鸭大法结合起来的发展方式，从纪录片的根本目的出发，在合适的部分使用最为合适的手法，寻求二者的均衡。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杜海斌的《伞》是个很好的尝试，应当值得借鉴。
《伞》起始于广东中山一个小镇的制伞工厂车间，从大量年轻的制伞工人的机械重复性手工劳动开始，随着伞这种商品的流程，镜头进入浙江义乌的小商品集散地；随后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大量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自主择业，人才市场拥挤异常，同时高中生们也为将要到来的高考而忙碌着，雨天里大家都打着伞，人人行色匆匆。
除了手工业、经商和求学，另一种脱离土地的方式是当兵：体能训练+思想汇报。而当所有的脱农方式都被介绍完毕后，镜头又回到了起点，河南洛阳某乡：农民麻利的收割着雨前早熟的麦子，一顶残破的半自动伞遮不住拖拉机上巨大的麦垛；老农在昏暗的土房里对着镜头讲述辛苦一年如何入不敷出，而我们的思路，也如同一柄收起的伞，终于回到伞尖上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农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归拢于河南洛阳农村之前，整部电影真如同杜海斌自我介绍的一样，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覆盖在所有中国经济最活跃的脉搏之上。在前面这些“探索”的部分，影片基本采取了完全“第三只眼”的表现方式，镜头记录得纯粹而真实，没有任何的背景音乐或其他引导观众的画外音，仅用字幕将不同的部分粗略连接起来而已。不管是制伞小工们在宿舍里讲着有点粗俗的笑话聊天，还是军营里小女兵们汇报思想的过程都自然不造作，这些具体的小片段杜海斌都拍得真诚又坦率，充满了自信。
影片最后以洛阳老农的自述收尾，非常感人，甚至略嫌煽情。这里强烈的情感流露对比于先前的隐忍与淡泊在影片的整体流程上显得有点突兀，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点。
一是影片突然从“第三只眼”转变到选择性视角来阐述导演的个人观点，这中间的变化缺乏手法上的过度，仿佛突然从一个漠然的路人转变成温冷温暖的亲人，一下子从抽象的概念具体到了活生生的人，尽管结尾很为影片增色，也十分令人动容，但其对比之鲜明在情感上让人难以接受；
二是影片“第三只眼”部分过于单调，缺乏叙事的节奏感。比如在描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在拥挤的人才市场排队等待进入大厅投递简历的过程中，一个细节是负责秩序的管理员问大家“为什么读书”，如果说第一轮的回答还较有趣味性的话，那么第二轮完全同样的内容便显得无聊起来；再比如高中生们下课后一个个寻找晾在教室外的雨伞的片段，过于细微琐碎的长镜头让影片的节奏缓慢又冗长，不过好在马上出现了一个节奏变化让这一部分整体仍算精彩：雨天里小女孩撑着伞在积水的便道上跳着玩，差点滑倒，这个小小的戏剧表演一下增加了观众的带入感，前面的“松”终于接上了后面的“紧”，尽管这个细节与影片的主题并无紧密关联，但它为平缓的叙事增加了起伏，是这一部分的高潮。
对比《伞》中出现的两种不同表现手法，不难发现，需要阐述影片观点的时候，不应该为了所谓的“客观”而滥用“第三只眼”的隐忍，不肯选择细节视角从而让影片流于空泛和过于概念化；但在陈述细节观点的时候，采取Michael Moore那种信息轰炸的填鸭大法效果不一定好，它很可能让人心生怀疑从而降低影片的说服力。这个时候，欧洲古典主义，安德烈.巴赞的Mise en scène，引入候孝贤、蔡明亮、贾樟柯等所推崇的长镜头，长短错落松紧结合，才是增加客观性的最佳表现手法。
我觉得不少纪录片跟许多其他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故事片的问题都在于，太过靠近欧洲古典学派的风格，过于崇尚“第三只眼”的客观性而放弃了叙事的节奏感，没能向二者中间的平衡点靠近；而由于没能把握住好莱坞填鸭大法在表达观点上的优势， “第三只眼”也没能完全发挥其全部影响潜力。杜海斌的《伞》尽管在二者的结合上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但对于面的描写还是过于冷静了，或者说，过于依赖“第三只眼”描述概念性的“面”，而没能抓住带动观众的“点”，其可看性还有增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