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纪录片导演的绝境和「方舟」

极昼工作室  10/09/2022


文丨魏晓涵

编辑丨周航

人们大概很少如此近距离地见证衰老和死亡——褶皱丛生的皮肤,日复一日绵长的呻吟,病床前焦灼的儿女,在医院忙乱而颠倒的晨昏,还有潜伏在水面之下、突然爆发的家庭争端。躺在病床上的是魏丹的姥姥,他用手机的黑白镜头,克制地记录下姥姥的最后时刻,也记录下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这个山西封闭小城的家庭故事,构成了纪录片《方舟》。

两年过去,老人早已离世,这部影像在入围有纪录片届奥斯卡之称的IDFA的Luminous单元之后,却没能抵达更多的观众。同样陷入沉寂的还有独立电影导演魏丹的生活,找投资碰壁,维系生活的商业项目也因为疫情黄了,负债,从今年年初开始,至今没有任何收入。

他决定以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出来求助——在网上公开《方舟》的资源,在豆瓣上给标记的每一个观众私信链接,找各种不认识的大v帮忙转发。此举对这位“内向怯懦、内心骄傲自负”的创作者来说并不容易,但没有什么比抵达观众更重要。

“影像大概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基于良心的自由,为自身的懦弱忏悔,为孤儿寡母祈祷,为蒙冤者发声,为失语者呐喊。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作品如何让人看见?”他在求助的自述信中写道。

电影在疫情之下的艰难不算新鲜事,独立电影人依旧更难被看见。魏丹也深知,这些并不那么明亮的影像,在当下并不能成为甜蜜的安慰剂,但他相信直面痛苦和灰暗能抵达深刻。我们和魏丹聊了聊他的《方舟》,以及这两年独立电影人的坎坷之路。

以下是他的讲述,部分内容引自公开资料。

●《方舟》海报。

 

 

方舟

2020年初的冬天,姥姥因为肠梗阻入院,我有预感这次可能挺不过了。我从北京刚回到山西朔州老家时,她的心率飙到两百,一直报警,无法排便,吃也不能吃,还有老年肺炎。很多老人最后都是被老年肺炎(折磨到去世的)。医生一直说,你们可以收拾东西回了,这个人随时可能没有了。

小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给你输点液消消炎就完了,但家人肯定是不愿意放弃的。姥姥有五个子女,都从别的地方回来,聚在老人这儿。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我就想,要不要把姥姥最后的时光记录下来?

一开始没想做成公开的纪录片。我回家的时候不多,一年最多两次,就会拿手机随便拍一些家庭影像——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刻,聊天儿的时候,姥姥之前住在养老院的生活,发到群里。他们都习惯了,还会感慨一句时间都去哪儿了。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人临死之前的状态,还是从小就非常依赖的姥姥。我和哥哥小时候就盼着放假回姥姥家,跟解放了一样,去田里种地、在河边捞鱼、在树下玩儿。我一直想要一辆红色的小自行车,当时家里比较贫困妈妈没有给买,姥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二手的、很小的成人自行车。

父母总是严厉地教训我们,姥姥的爱却是柔软的,她总是在父亲打我哥哥的时候护住他。我努力去回想种种她生活的(痕迹),却有些模糊。她就像影子一样,永远从早忙到晚,做完饭让大家先吃,等大家吃完了她就坐在边上,随便仓促吃两口又开始收拾了。

现在她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儿生气,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像是受尽了一辈子生活苦难的一匹衰老的马。皮肤是松软的,也说不了话,每天早上她都会特别难受,疼起来咬着牙关,发出低沉的哀鸣。我只能拉着她的手,时不时叫她一声,其实给不了她任何帮助。她虽说没什么表情,但会用尽自己的力气攥一下我的手,用力眨一下眼睛,或者微微点头。她知道是我回来了。

●剧照:姥姥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远远地用镜头对着她,一开始那几天内心是很别扭、很压抑的,源于摄影机的道德问题。什么样的镜头可以拍?什么样的要保持一些距离去拍?我都在反复琢磨。拍着拍着,一会儿还要叫大夫换药。

医院是混乱的,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是贫苦的、底层的人,还有一些让人不适的画面,我大多用黑白的、1:1画幅来展现。黑白像一层滤镜,灰暗,气质庄严肃穆,但你又能感受到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镜头记录下许多生命的痛苦和脆弱。整个过程姥姥时好时坏,当时只能用物理疗法去处理她的肠道堵塞。如果某天冲出一小部分排泄物,就会觉得特别高兴,全家人就觉得好像又有希望了。第二天可能又不好了,连续几天心率不稳定,疼起来,一家人又陷入绝望。

反复权衡风险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给姥姥做手术,取出她肠道里的结石。我拍到了卡在姥姥肠道里的那个石头。在那个黑白的世界里,只有那个东西是彩色的,闪着金光。它太重要了,一家人所有的困惑、经济上的矛盾都牵绊于它,就把它做成彩色的了。

那也是我最纠结、最难过的时候。我看到刚手术完姥姥那么痛苦,眼泪控制不住,拍的手都在抖,又帮不上她,好几次放下手机不想拍了。但你又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知道在一场公共危机下,记录下这个小小的家庭是有价值的。

疫情突然说来就来,一下整个(世界)就好像乱了。新闻上报道武汉的情况很严重,医院也有一点紧张,但朔州这个封闭的小城还没有病例,我觉得又遥远,又好像在身边,很魔幻,更多的是茫然。我在想人类可能又要进入一个大流感那样严峻的时刻吧?就把这些新闻作为背景穿插其中。

一大家子人轮班照顾姥姥,比如白天是别的亲人,晚上就是我和大舅。那阵我拍了许多窗外的景象,路灯、紫色的夕阳,有时是凌晨,有时候是夜晚。

剪片的时候回看这些窗户,像是从方舟里向外看——外面的世界发生着瘟疫、饥荒、蝗灾,末日一般的景象。医院里,一家人围在老人身边,保护着她,像是构成了一座避难的方舟。

●剧照:大舅在医院里。

 

 

孤岛

我们家亲戚特别多,平时(父母辈的)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很亲的,关系也近,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今天在这个姨家吃,明天在那个舅舅家吃。

只有大舅在外地。他是家里的老三,以前在社会上混,后来家人把他安排到陕西一个国企去上班,就在那边定居了,每年回来一次。之前没有太多深入了解,在医院晚上趁我姥姥睡着了,我们会躲到外面去,抽根烟聊一聊。

他一直属于那种浪子的感觉,离得很远,身不由己的,但又很重情。为了姥姥的病情,他每天都在不停地琢磨,自己上网查这个查那个,帮姥姥冲洗肠道。他的生活也很艰难,但他总是积极的,躁郁症的哥哥来医院看姥姥,也是大舅和他聊一聊、安慰他。顺理成章的,大舅就成了故事里的主要人物。

我们聊工作,聊到生老病死,他总感慨自己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我格外能认同和理解他的难处。我当时包括现在一直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失败者”,我一直在特别偏执地坚持写自己想表达的剧本,没有在意它的商业价值,找资金就很难。

大舅面对镜头很坦然。他在医院对我说,挺好的,你就记录下来,咱们十年以后再看,是一个宝贵的回忆。

拍摄之初,我就有预感会有一些冲突发生,因为亲人之间观念的不同、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不知道会是怎么一种形式。就在准备给姥姥做手术的时候,因为谁家要往出拿钱,开始产生一些纷争,谁也不让步。

大舅着急了。他以为大家都不出钱,姥姥没钱治了,要回家,就赶紧去借钱。那天下午,他就坐在医院的椅子上一个一个给以前的兄弟打电话,一边抽烟一边流泪。我拍的时候心里头翻江倒海,借钱是很难开口的,人家也很为难,不借给你,对大舅来说也好像是没有尊严的事情。

最后其实是二姨(老二)和二舅(老四)出了大头。二姨家里比较有钱,二舅虽然戏份不多,但他是一个默默做事儿的人。在医院待了二十多天,姥姥出院回了家养着,因为待在医院也没有什么用。我也就回北京,把那些零碎的素材剪出一版,放在那儿,也没有再弄。

●剧照:一家人围在姥姥的病床前。

 

 

4月,得知姥姥去世的那个夜晚,我还在北京写剧本。家人们都聚在了姥姥生前的那个房子里。在开车赶回去的路上,01年出生的妹妹跟我说,他们吵起来了,她可能看傻了。

我没想到,在这个夜晚,家人之间的对峙达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冲突的起因是如何送姥姥下葬?有人觉得就按照世俗的方式送葬,我妈妈坚持尊重姥姥的信仰。她是老大又是老师,性格比较强势,总想要说服别人听她的,有时候就太着急了,站在了争吵的漩涡中心。

这一次的争吵似乎比平时要强烈好多倍,感觉像压抑在心里的情绪集中爆发。我让妹妹帮我拍下了冲突的场景。她完全没有拍摄的经验,我就大概教了一下,不用拍特写,用全景把所有人都框进去就可以了。一家人吵来吵去,突然陷入沉默的状态,那个时候画幅也从1:1展开,从旁观者的角度上讲,会有一种奇特的氛围,好像进入到更深的对立。

我很珍惜这个大家庭,但到最后你也会发现,家庭本质上还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虽然聚在一起,但心里头的悲欢、所想的并不相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争吵完大家都走了,大舅留在姥姥的遗体旁,我也想留下来。因为等到早晨五六点的时候,就有人要开车把姥姥拉走了。我们俩都极度悲伤,不舍得那个时间过去,我在流泪,他也哭着,亲吻姥姥的额头,我特别被那个画面打动,就拿着手机拍了下来。

挣扎

朋友看了之后建议说,你这拍得不错,为什么不试一下电影节呢,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普通家庭真实的挣扎?没想到入围了三个国际电影节,原本以为能在国内绕一圈儿就不错了。

公开《方舟》的片源也是被逼无奈。从今年年初到上个月,我一直没有工作,还欠着一些外债。原本有好几个项目都黄了。一个是银行的宣传片,但是因为疫情总部进不去,只能取消了。还有一个是商业纪录片,需要去几个城市,也是因为疫情去不了,也就耽搁了。

对大部分的独立导演来说,孤独和穷困是一种常态。要一边创作,本来拍出来的东西抵达观众就很困难,还要一边兼顾生活,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我之前主要靠接一些商业的短片、广告,或者企业类的宣传片维持生活的开销。最近一两年疫情,以前的关系和一些工作越来越少了,就会更加艰难。我一直埋头写剧本,第一次感受到行业变化是发现许多电影节延期或者取消的消息——上海、海南、平遥都有过,《方舟》入围的三个电影节所在地——全州、慕尼黑和阿姆斯特丹我都没能去,在线上参加的。

当然独立电影不如商业片受到冲击大,船太大了不好调头。小成本电影有没有疫情都很难,更多就是去各地取景会增加很多不便。但电影节的取消就一下感觉,你更没有机会认识投资人、制片方,让别人看到你的剧本,找到投资了。

没有工作的日子,我回老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都在琢磨我到底要干嘛?一大家子人也知道我工作停摆,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了我很多建议。他们一直都不让我拍这种,说这种东西没有人看,非让我去拍一些商业片,或者能赚钱的。

我一般是主动避开,他们不能理解你在做什么,不愿意跟他们多聊。这次我多少有点儿左右摇摆,因为周围有很多以前的朋友也是迷茫,没有方向。有几个导演转型去拍抖音短剧了,有演员转行回家上班了,还有一些人是犹豫要不要(继续)做,一直没有展开(项目)。

在家的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刷抖音短剧。快餐式的,特别多那种霸道总裁的爱情脚本,碎片式的信息让我越刷越烦躁。你可能需要在一分多钟的时间为观众提供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短时间的刺激,跟我现在做的独立电影还是不太一样。

我大学时候就喜欢严肃的影像,想成为贾樟柯那样拍底层人们的导演。毕业之后先做了工作室(接商业项目)养活自己,做着做着就反思,感觉再过十年、二十年以我这种比较弱智的商业头脑,也不擅长营销自己,2015、16年前后就把工作室解散了。

你去参加电影节,好像很光鲜亮丽,里面的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一些电影人的聚会交流我都婉拒了,去了坐在那儿也很别扭,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儿八经跟投资人聊(推荐自己的作品),又羞于表达,去了也很狼狈。

疫情之前,我第一部剧情片《母腹之外》在2018年的NEW ERA青年电影季上获评委会特别提及奖。第二个剧本在2019年入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青年计划,走了红毯,主办方把这些青年导演叫到一起面对资方去阐述。当时的氛围是很好的,没想过接下来的几年会如此艰难。

●魏丹带着处女作《母腹之外》参加2019年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右一为魏丹)。

 

 

待在家里的压力比较大,有时候不愿意听妈妈(说教)。他们都有工作忙,还要给我做饭,我就不是很愿意待了。后来去了我妻子父母在秦皇岛的家,岳父岳母就没有我们家那么复杂的关系,住了快一两个月了。

现在拍新片子很难找到投资了,如果我要坚持走这条路的话,是不是要打开自己?在那个百感交集的晚上,我一口气写下了那篇《方舟》的导演自述,其中引用了我很喜欢的摄影师也是导演布列松的一句台词——“为了遇见你,我走了一条多么崎岖的路。”

我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很无力、很软弱、很普通的创作纪录片的人。那些以前的自负和傲气,完全打到最低点。但我觉得必须要迈出这一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片子,不至于又一部砸手里,也让更多人认识我,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机遇。

“礼物”

发这个声明其实最大的障碍也是来自于家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么难,但后来也已经无所谓了。我在豆瓣上给每一个标记电影的人发电影链接,也给电影圈的一些导演或大V留言,请他们帮忙转发。

其中收获了许多善意,包括《爱情神话》的导演邵艺辉在豆瓣上转发了,“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自从她转了之后,豆瓣好像发酵了一样,很多人来关注,其实还蛮受感动的。也有同行或学生来加我表达支持的,大家都在吐槽现在环境很难,彼此劝勉,相互帮助吧。

全国各地多了七八个放映,招募观众来看,可能五百一千的版权费给到我。因为本身他们还要负担场地的费用,我不会计较多少,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看见。现在豆瓣上有三千多人标记了想看,但我觉得还是挺少的,还在努力发布在各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

这些给了我信心和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也不能肯定以后会发生什么,但至少确定这条路能坚持走下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应该会从剧情片转向拍纪录片,成本低,然后又可控,一两个人就能拍,像写作一样自由。

最近我每天忙着推《方舟》,厚着脸皮在岳母家“混吃混喝”,当然也会给他们买个新抽油烟机、请他们吃饭啥的。每天对着电脑在那儿捣鼓,他们其实也不理解我做什么,以为我在搞直播带货,她把映后交流理解为直播了。

当电影抵达大众,也越来越发现它对一些人来说不太友好,他们受不了这种直接的、残酷的冲击。有观众看到一半的时候,说不敢往下看了;还有人会站在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部片子——老人躺在那儿了,你还拍她,他们认为这样的东西应该回避。

●《方舟》入围了IDFA(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的luminous单元。

 

 

可能大家经历了疫情比较脆弱吧,像这样直面一个人死亡的经过,觉得太残酷了。但我觉得回避不代表你能给她尊严,要有勇气去面对生命本身残酷的真相。

当我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看待的时候,姥姥临终的状态让我挺触动的。生命从生下来吃着母乳,成长到衰老了,好像又回到了孩童时代,她像是一个婴儿需要被照顾,像是一个轮回。

家里人都看过这部片子,他们都挺支持我的。因为之前在电影节上获得过一些奖,我会经常把一些相关的报道链接发到家里的群。大舅说,这是你姥姥送给你的礼物吧。虽然这份礼物很残酷。

姥姥去世后,我们又回了一趟姥姥住过的老房子,放在了影片的结尾。房子已经空了,墙皮脱落,还有姥姥生活过的痕迹——她年轻时的照片,遗落的鞋,还有记忆中小时候的气味,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就像一缕烟,烟消云散了。

– END –